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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 泉州人客厅中的生活娱乐方式不断更新

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来 泉州人客厅中的生活娱乐方式不断更新

­ 客厅除了是家的门面，也是一家人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改革开放40年来，泉州人客厅中的以电视为代表的家电产品也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短缺到普及的快速升级，并直接带动人们家庭文化生活娱乐方式的不断更新。泉州人的客厅不但更大更靓，而且充满更多的欢笑。

­ 如今，家家户户的客厅基本换上了平板大电视，互联网+让家庭娱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 【讲述】

­ 爱在心头口难开 磁带录“情话”告白

­ 爱在心头口难开，如果没有勇气当面表白，该怎么办？在上世纪80年代，家住泉州市区的林先生就用了一个在当时颇为时髦的办法向心爱的女孩表白。

­ “80年代末的时候，录音机在泉州也比较多了，我知道她家有录音机，就自己录了一段录音和她表白。”林先生回忆道，那时大家的思想都比较保守，不敢当面表白，于是他便使用了“创造性”的这一招。

­ 黑白电视在上世纪80年代领风骚

­ 家有9寸黑白电视 成街坊四邻聚集地

­ “1981年8月，爸爸、爷爷、奶奶和我的小姑姑一同出钱，用500元人民币从‘南国建成’百货商店买了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街坊四邻的聚集地。”今年43岁的吴女士回忆道，当时家里的客厅只有15平方米，每次一打开电视，就被邻居们挤得满满的，少的时候20多人，多的时候有30余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电视在百姓家中开始普及，那时很多家庭已经用上了彩电。

­ 随着生活越来越好，黑白电视已经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客厅里的彩电屏幕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先进，“现在家庭影院、网络电视、投影仪等娱乐设施已进入千家万户的客厅，好玩的太多了，都快玩不过来了。”吴女士说，过去一家人的休闲娱乐比较单一，往往局限在一台电视上，经常会出现抢遥控器的场景，如今大家可以在客厅同步实现自己的娱乐需求，而且还能互不干扰。“你想看电视就看电视，他想看电影可以用电脑看，我乐意玩游戏我就用手机玩，选择实在太丰富了。”

­ 与父亲玩“红白机” 成童年最开心时刻

­ 对于很多80后和90后来说，童年记忆中都绕不开风靡一时的“红白机”。1993年，周女士10岁那一年的儿童节，她收到了父亲送的一台“红白机”。那一天，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陪她打了一个下午的游戏。“那是父亲第一次陪我玩游戏，我们玩了‘魂斗罗’和‘冒险岛’，那是我童年中最开心的时刻。”

­ 2000年前后，随着VCD、DVD的出现和兴起，大街小巷中音像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人们的娱乐有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电视上看剧广告多，不如租个碟看得痛快，有时候还会和朋友一起租碟然后互相换着看，以此来减少租金。”周女士回忆起从前和朋友“拼单”租碟的时光，不由得感叹时代巨变。

­ “三用机”曾被市民当做表白工具

­ 【见证】

­ 休闲从“黑白”变多彩 上世纪70年代 几乎没有家庭电器

­ “改革开放前，泉州作为侨乡已出现了留声机、收音机，但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娱乐可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三用机’开始出现，起初是一个喇叭的型号，后来才有双喇叭的。”拥有36年家电维修经验的老陈介绍道，那时候“三用机”可是稀罕物，大部分是走私货，就连磁带也多是走私过来的，尽管磁带多次翻录音质并不好，但人们照样听得津津有味。

­ 上世纪80年代 黑白电视领风骚

­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泉州中山南路有一台9寸的电视，还是收费观看的，一人出3分钱或者5分钱就能看。以前大家的娱乐最多就是看看露天电影，所以当电视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新鲜。不过那个时候，电视频道很少，基本上只能收到两三个台。”老陈说，刚开始他的维修店基本上只是修修收音机、三用机之类的家电，还不敢轻易接修电视的活，“为了修电视我还特意拜了个师父，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敢开始修。”

­ 上世纪90年代的彩电多是大块头

­ 上世纪90年代 电视“技能”大开发

­ “90年代初黑白电视还比较多，到了90年代末大部分都是彩电了。一些家庭经济比较宽裕的就会把黑白电视便宜点转卖，也有的人直接把故障的黑白电视当废品卖。”老陈表示，随着有线电视在千家万户普及、VCD/DVD以及“红白机”的流行，电视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可以看的频道越来越多，还可以租碟想看啥看啥，也能玩游戏、唱卡拉OK。”

­ 曾经火爆的影碟机已难觅踪影

­ 2000年至2010年 数码娱乐走进生活

­ 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电脑主要是办公用的，用于家庭娱乐的较少。但很快，电脑就渗透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成为家庭娱乐的必备品。“修电脑是个技术活，那些年我还特地雇了一个懂电脑的人来店里帮忙。”老陈说，从前的电脑顶着大大的脑袋（显示器），开机也要很久，运行也不够流畅，后来体积越变越小，笔记本电脑越变越薄。

­ 2010年至今 迎来互联网+家庭娱乐

­ 如今，电视可以用投影仪看，还可单屏多屏切换着看，家庭影院也渐渐进入普通家庭，电视、电脑、iPad、智能手机、音响、智能家居靠着互联网联系在了一起。家庭娱乐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好玩”上，更和“好用”紧密相连。“世界变化得太快，我都有点跟不上了，这不，前两年干脆退休，让别人接手了店面。”老陈感慨道，现在的家庭娱乐设施几乎都有专门的人员上门维修，很少要送到店里去修的了。（记者 罗倩雯 庄丽祥 文/图）

原标题：欢笑飘过40年 客厅文娱大升级

责任编辑：纪玮维

流行音乐版权保护如何破局

　　一首传唱十余年的《李白》，在一场商业演唱会的舞台上意外成为检视华语流行音乐版权生态的“显微镜”。今年3月，歌手李荣浩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个人巡演中，未经授权且在明确被拒后仍演唱其代表作《李白》。李荣浩一方坚持维权守护原创底线，单依纯一方则迅速致歉承担责任。看似快速平息的个案，却精准戳中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授权混乱、责任模糊、侵权侥幸心理盛行等痛点。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法律专家，结合近年多起典型司法案例，探寻流行音乐版权保护的破局之路。

　　引爆热点

　　李荣浩作品《李白》

　　拒授权后被强行商用

　　从商演舞台到网络直播，从综艺翻唱到短视频配乐，流行音乐版权侵权已成为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多起公开事件与司法判例，展示了当前版权乱象的多重面貌。

　　以近日歌手李荣浩和单依纯因歌曲《李白》引发的版权纠纷为例，单依纯团队为巡演申请《李白》授权，李荣浩方明确拒绝，但单依纯仍在2026年3月28日的深圳演唱会上，登台演唱改编版。李荣浩于次日通过微博公开维权，附邮件与音著协证明，控诉单依纯故意侵权。单依纯随后致歉，承认审核疏漏，删除本次演出官方宣传中涉及《李白》的相关内容，停止《李白》在后续所有演出中的演唱，并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

　　业内人士直指此案属典型“授权被拒、强行商用”，主办方主观过错明确，单依纯作为表演者未尽到审核授权文件的义务，也存在过失。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不需要赔偿：“我要是想要钱，从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那不是更加名正言顺，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的侵权事件并不在少数。如女歌手降央卓玛在多场商演中，未经授权演唱刀郎作品《西海情歌》，权利人告知后仍未停止。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其与主办方连带赔偿7.5万元，并判令立即停止商业演唱该作品。

　　综艺与网络平台，同样是版权侵权的高发地带。比如李志诉《明日之子》侵权案，选手未经授权翻唱改编《天空之城》，用于录制、播出与网络传播。李志公开维权索赔300万元，打破“综艺翻唱免费宣传”误区。法院最终判赔20万元。

　　事件发酵

　　音乐创作者

　　从“维权”到“被维权”

　　版权纠纷不止于舞台演唱，词曲权属侵占、版税拖欠等问题，更让不少原创音乐人陷入维权困境。音乐人吴向飞诉环球音乐案也一度备受瞩目。吴向飞创作的《路一直都在》等11首作品，被环球音乐擅自登记并长期收取版税，而创作者却分文未得。

　　在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侵权的同时，吴向飞也喊话李荣浩：“最近我发现@李荣浩曾公开演唱我写的《路一直都在》，没有向我取得授权，也没有向我支付任何使用费。李荣浩是不是也应该向我道个歉？”李荣浩后续回应称，该次演唱是十年前的公益慈善演出，未收取任何报酬，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范畴。

　　吴向飞近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跟李荣浩并无私交，当时看到李荣浩的微博，第一反应是对方维权的行为是正确的，李荣浩与单依纯版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歌手对版权使用的漠视与认知偏差。

　　连带发现自己作品曾被李荣浩未经授权公开演唱，吴向飞说：“作为创作者同时也是歌手，在演唱别人的歌时，是否绷紧了版权这根弦。李荣浩从作者的角度去维权，非常正确，同时从歌手的角度来看，是否也很严谨地在唱别人的歌。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吴向飞说。

　　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吴向飞拿出证据：“我若有错，我绝对不含糊与您道歉，赔偿认罪伏法。您若有错，我也会公布审判结果，请万千网友督促我，务必第一时间公布，不要让任何一个坏人尝到甜头。”

　　吴向飞于4月15日通过微博发表关于李荣浩公开表演《路一直都在》情况说明，表示法律明确了无须作者授权的前提，必须满足“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法律实践中：公益活动不等于没有营利。所谓公益活动可以未经许可表演他人已发表作品，不具有法律依据。不卖票也不等于可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音乐作品。“从已掌握的多份证据看，2013年《行走的力量》音乐分享会属于商业活动，不符合‘未经许可就能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法律规定。”

　　韬安律所高成律师就此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非营利性的现场公益文化活动。

　　如果李荣浩当年公开演出该歌曲确有其事，且符合公益演出免责的三个条件，则构成著作权法下的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词曲权利人授权；若不满足，则可能构成侵权。高律师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专有权利，还包括鼓励作品的传播等。在合理使用情形下，行为人依法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问题核心

　　抱有侥幸心理

　　“先使用、后补手续”

　　从李荣浩维权到“被维权”的争议，恰恰暴露了流行音乐领域对版权规则认知的不统一，这背后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版权合规的漠视。

　　在业内人士看来，问题的核心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规难行”。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本意是降低授权成本、提升使用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从业者将其理解为“全权授权方”，忽视了词曲作者仍拥有关键决策权。尤其在商业演出、改编使用等场景中，是否需要取得原作者单独许可，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李白》事件中，单依纯此前曾在音综中演唱《李白》并获得过综艺使用授权，但“节目可用”并不意味着“巡演可用”。

　　从事演出企划工作的王岳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流行音乐领域，“翻唱”较为普遍。一些从业者以“轻度改编”为由规避授权，或抱有“先使用、后补手续”的侥幸心理，这就使得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常态化”。部分演出市场更注重现场效果与流量转化，对版权合规投入不足，在这一背景下，版权往往被视为“成本项”而非“基础规则”。

　　高成律师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李白》版权纷争，折射出行业痛点，从法律视角来看，核心成因在于权利状态的碎片化与获权链路的断层，以及行业法律意识的薄弱。

　　首先是权利主体分散，音乐的著作权可以说是所有作品类型当中最复杂的。一首歌曲的权利可能由词曲作者自行持有、授权给版权代理公司、唱片公司，或交由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这种状态导致使用者在“找对人”这一步就充满障碍。其次是合规意识的薄弱与行业惯性。实践中，很多演唱会筹备周期紧，主办方往往抱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心态，跳过了“确认权利归属——明确授权类型——签订合同支付报酬”的合规流程，轻视了未经许可进行演唱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和舆情风险。

　　高成律师认为，单依纯在致歉中提到“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这个说法符合《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依纯在声明中承认了“监督疏忽”，这意味着艺人未能尽到审慎核查授权文件的义务，存在一定过失，但不改变主办方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法律定性。“当然，最终责任的实际承担主体，也需要看演唱者和主办方、承办方等组织者之间是否专门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方式。实践中，艺人的经纪公司、工作室等，也可能同时具有主办方或承办方的角色，因此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环境改善

　　原创者维权意识提升

　　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

　　尽管问题存在，但业内普遍认为，流行音乐版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对侵权行为的界定更为清晰，处罚力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原创音乐人维权意识明显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例如歌手卢庚戌曾多次公开反映，其创作的歌曲在部分商业演出及线上直播中未经授权被使用，并通过法律与公开发声方式追讨版权费用。他同时表示，将部分维权所得用于公益，以推动行业对版权问题的重视。《李白》事件中，李荣浩直接公开证据、明确表态，也被视作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权利主张行为。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开始，音乐人吴向飞开始了与环球音乐的长期版权战。截至2023年10月，其提起的五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一审全部胜诉。

　　2024年，吴向飞起诉相关平台公司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裁定两个平台侵权。同年，吴向飞诉环球音乐公司、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侵权案，法院终审裁定环球音乐公司及音乐平台侵权。环球案终审宣判后，吴向飞通过法律途径正式明确了包括《路一直都在》在内的歌词著作权，权利人是自己，并非版权公司。

　　“每一次维权案例的推进，都在为整个行业的版权规范积累经验，都在为后来的创作者铺路。只有让侵权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让更多人重视版权、敬畏规则。”吴向飞也说，近些年版权保护环境在逐年改善，“音乐使用者的付费意识不断提高，音乐平台也通过诉讼了解到版权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楚了音乐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这一点来说，诉讼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在合法使用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当下非常需要监管部门介入。”

　　吴向飞认为目前演出审批与版权监管尚未形成有效联动，对于有过侵权记录的演出承办方，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他建议文化演出审批部门应建立“侵权及演出申报”联动机制。

　　高成律师针对商业演出主办方在策划演出、邀请艺人演唱他人作品时，应如何避免侵权也给出了建议：提高版权合规的法律意识，将版权获权作为演出筹备的核心环节。首先准确定位权利人，可联系作者、版权代理公司或音著协，核实权利链条和可授权范围；其次根据使用场景（线下、线上、是否改编等）精确获取对应权利（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并完成合同签署与付费。

　　对于艺人而言，在参与商业性演出前，应要求主办方出示并严格审核表演歌曲的授权文件，在未获得授权或授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谨慎演唱相关歌曲，避免因主办方的疏忽导致自身声誉受损。

　　文/记者 寿鹏寰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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