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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小说想法退休教师胡友林与妻子文夕参加了前同事的面镜们各葬礼。其间，照出自一个陌生女人凑了过来，观念推销起一种极其廉价的小说想法旅游产品——18块钱的湖南省内游。不久后，面镜们各在线观看站必看这对失独老人随团踏上了去往常德的照出自短途旅行。然而，观念返家后仅数日，小说想法文夕竟离奇失踪。面镜们各胡友林遂求助侦探安春与何涛寻人。照出自在调查过程中，观念更多针对老年人的小说想法诈骗陷阱接连浮现……”前不久，“长沙三部曲”最终篇《远逝》出版，面镜们各这部悬疑小说以长沙岳麓山下退休教师遭遇的照出自养老骗局为壳，试图探讨仁义精神在当下的意义。

郭沛文1991年生于湖南澧县，代表作“长沙三部曲”《鹌鹑》《刹那》《远逝》记录了一个“不那么远但是又有一点距离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关涉城乡变迁、热点议题，凝视微小之物，探幽复杂人性的不同面向、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少读者认为郭沛文的作品是“带着泥土呼吸声的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感觉，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深入”。

近日，郭沛文接受记者的专访，畅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提及了自己对悬疑小说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能够更多地表现社会性。

故事源于身边亲人的真实经历以及社会新闻

北青报：在“长沙三部曲”中，《鹌鹑》的主角是青少年，《刹那》讲述的是中年人的故事，而《远逝》则聚焦了一些老年人的遭遇。您之前提到过，《远逝》的故事离您本身的生活较远，那么您为什么想要书写这个故事呢？

郭沛文：在我的创作规划中，“长沙三部曲”有“命题作文”的成分在，每一本都有些微的题材约束。比如，这些小说分别以太平街、橘子洲和岳麓山这三处长沙的代表性地点为引子；《鹌鹑》嵌入了诗歌，《刹那》引入了音乐，《远逝》则加入了小说的文本；此外，三部曲要分别涉及青、中、老年三个年龄段的人群，来拓宽“复杂时代小人物”这个议题的触及范围。

在写作初期，我只是简单做了设定，思维比较发散，并没有具体的故事大纲，不知道如何书写老年人的故事。2021年，在我真正动笔写《远逝》之前，有两个事件让我有了写作动机。

当时我回到湖南常德看望两位长辈，他们无意间聊到最近去旅游了，“特别划算”。他们声称旅游团送了很多东西，比如土鸡蛋和山里的青菜，而这一趟旅程每个人只花费了18元。我感到这些事比较反常识，问他们真的没有再花其他钱吗？他们先是很警觉，坚称绝对没有。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们又陷入了某种羞于启齿的wwwwxxxx沉默，这一瞬间的欲言又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两位长辈最后吐露，当时可能被洗脑了，所以虽然只交了18块的团费，却花一千元左右买了些保健品。

此后，我总在想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自己上当受骗了，而先是极力粉饰这些经历，哪怕是面对可以信任的亲人，也不愿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窘迫给表现出来。我察觉到一种介于尊严和孤独之间的窘迫，继而发现这种纠结拧巴的状态其实并非孤例，它在老年人群体中具有社会普遍性，并且形成了对某些人而言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

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些更为严重的社会新闻，讲述了孤独的老年人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但最终被骗的悲剧。身边的亲人经历和新闻事件，都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于是从一起旅游诈骗开始，启动了《远逝》的写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免思考这种恶意是否单指向老年人群？会有外溢的可能性吗？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为什么会变得日益复杂？如果历史存在一部分循环的特性，那以前的人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境遇？于是我加入了抗战时期长沙“文夕大火”的故事，以及陶渊明、刘子骥所处时期桃花源的故事，希望从历史中有志向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人的道德层面的问题。

这些经历与想法最终构成了《远逝》这本小说。

悬疑小说是观察社会的切口更多表现的是社会性

北青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悬疑小说这一类型去讲述故事呢？

郭沛文：我并没有特别区分类型文学或者纯文学的特征，我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非常固定的范式。比如，如果纯文学有固定的范式，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类型文学呢？我选择写悬疑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市场的考虑，因为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抵达更多的读者。

此外，我认为悬疑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人的逝去。当很多读者在悬疑小说中追求大量的高度刺激的情节和故事时，似乎从中看到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案件总要涉及人的死亡，其中总会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同冲突。那么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它能让我更好地沉浸其中看到一些问题。

很多人对社会派悬疑小说或推理小说的期待是它要展现人性的复杂。我个人观点是，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它们总是在表现人性，为何不称其为“人性派”呢？因此，我的小说更多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蛛网般的关系，而不是单纯表现某个人的状态。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案件和冲突，去反映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侧面，其中当然也有人性，但更多会包含一些群体性的动力。

在“长沙三部曲”的系列里，“安春”与“帽子哥”也一直在试图厘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鹌鹑》开篇，刚步入社会时，那些复杂的事物泥沙俱下向他们涌来，他们会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其后的《刹那》里，他们似乎觉察到了，尽量做一个好人很难，但唯有如此才不虚此行；再到《远逝》中，尽管也许会分道扬镳走上不同道路，但是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因为各自的经历，有了更清晰的越侬手板模型视野和更坚固的支撑。好人与好人不必出一样的招数；不同的行为结局可能都不一定尽善尽美。但我仍然相信，更多的人愿意关心整个社会的气候，在内心凝聚某种共识，“明天”才更有希望。

文字是加密的呈现读者需要通过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

北青报：如果一部悬疑小说着重讲述的是社会性或是人的精神与心理，那么故事的强情节性是否并不是最重要的？

郭沛文：我个人认为情节其实很重要，故事逻辑也要尽可能做到严丝合缝。一部好小说至少要做到让读者拿到书之后，能够吸引他们一直流畅地读下去。同时，在读完之后，读者也会先从情感和理性上关注小说是否成立，再去往深处想。而对于小说中的叙事内核、人物的塑造以及涉及议题能否全部抵达，这是关乎作家的能力问题。

身为读者，我很喜欢“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小说，当一部小说同时具备这两者，那就可以称之为优秀。但身为作者我也明白，要平衡它们谈何容易。在实操之中，作者难免会顾此失彼，比如回头看三部曲的第一本《鹌鹑》，我会觉得很多想法其实没有准确地传递给一部分读者，这种“平衡术”是需要修炼和精进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觉得小说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读者自身的想法和其持有的观念。文字是一种加密的呈现，读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等，所以误解总会存在，无法百分之百消弭。比如在三部曲第二本《刹那》中，我试图通过讲述一个“苦孩子”当年是如何因为犯了错，却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教育纠正，渐渐迷失、走上轻易作案的道路的故事，来和读者讨论教育与惩戒的重要性。从我接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读者都能体会到这层意思，但总还是会有人只关注到后半部分，对这个人的行为提出不解。我想很多人并非不知道那些“苦难”和“包庇”的字面意思，只是生活经历的差异太大，“知道”有时确实难以化为实打实的感受。没亲身经历过的事，就容易忽略或质疑它们的力量。

身为作者，如何把小说这面镜子制作得更好、打磨得更干净呢？我认为是要以更多的读者经验来反哺写作。无论是小说、电影、漫画、游戏或者其他类型的叙事，创作者平时都应该去尝试更多不同身份和视角。久而久之，这种训练能够提高作者提前预判尽可能多误解的能力，或者让那些不可避免的误解，尽可能误解得更漂亮一些。

所以，作者不必为了追求所谓“深刻”而故弄玄虚，从而放弃对小说的趣味性和易读性的追求。这些年，我时常能看到读者对这个系列几部小说的解读与批评，甚至已经超越了小说本身，77777影院在线观看它们带着不同读者生活经验在镜中的成像，彼此之间有非常新奇的差异，总能提供意料之外的启发，反过来滋养着我。

借由旧城市的气味提醒大家保持作为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

北青报：这几部小说都在写2013到2015年前后的长沙，而现在的长沙已经是网红旅游城市。在您看来，不同时期的长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沛文：我2009年来长沙上大学，2013年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这段时间长沙给我的大致印象更为朴素、清闲。但当时也已经陆续开始了大量的翻新建设，比如修地铁和盖商场。在《鹌鹑》中，我描写过当时的长沙——

鹌鹑听见工地上不停重复发出“哐哐”的巨大撞击声，那是由一种落锤式打桩机发出来的，还伴随着电钻、搅拌机和其他扰人的噪声。鹌鹑听得见这些机械的声音，却看不见它们的样子，巨大的蓝色铁皮将其围挡，像被摩西分开的海浪固定在那里，蓝色的铁皮又把黄兴路步行街的人流挤向两侧非常狭窄的小路……

后来几乎是不知不觉间，整个城市的面貌更新了。尤其是那些新商场和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甚至能在夜晚换装成LED巨幕，非常现代、时髦，长沙也成了网红城市。但是，假设站在2013到2015年前后的时间节点上，我会觉得太不可思议，完全料想不到这种局面。人们的生活随着城市的改变进入非常快速而剧烈的更新节奏之中，令人目不暇接。所以2020年前后，我非常自觉地想到要去写这个系列的小说，记录下这个复杂局面袭来前的时间节点，作为样本留存。因为我感觉如果不去仔细回忆的话，以前的长沙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掉。

九年前，我只是一个辞掉工作的年轻人，想试试写长篇小说，然而家里邻居都在装修太吵，又没钱上咖啡馆，就经常去猴子石大桥下的长凳上写。去年夏初，我再次去到猴子石大桥下，发现那条长凳上来了位“常客”。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好像我每次散步经过时他都在，他有手机、充电宝和大瓶饮用水，应该是把长凳当家了。这种身份和时空的错位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觉非常恍惚，这条长凳对于当年的我和现在的他都如此重要。

我希望借由这些旧城市的气味，能够提醒读者保持作为一个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清醒，是指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社会在发生巨大且复杂的变动，且我们只能以渺小身躯面对它；坚韧，说的是不必害怕，我们仍能以这具渺小身躯，去尽力而为。

在写《鹌鹑》后记时，我提到过萨缪尔·贝克特写过一篇极简主义的实验小说《向着更糟去呀》，他营造了一个抽象到诡谲，由不确定的黄色视频软件字词组成的非理性世界。其中有句话是“努力过，失败过，没关系。重新努力，重新失败，失败得更好”。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对我或者许多人而言，似乎变得更为重要了。

现实像是一片草原作者从中沉淀出小说的蜂蜜

北青报：“长沙三部曲”已经完结，之后您还会继续书写长沙的故事吗？

郭沛文：有机会应该会继续写长沙，但不局限在此。事实上三部曲也并非只聚焦在这座城市，它们都涉及了很多湖南周边县市和不同时空。我近几年的状态与写“长沙三部曲”时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接下来可能会去思考和消化这些变化。

比如有了小孩之后的这几年，因为时常遛娃，我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也接触到非常多性格、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家长，甚至接触到不同人群对待不同儿童的态度……这些是我此前完全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哪怕你也曾天天从小区附近的游乐场走过，在商场、公园见过小孩哭闹着要气球，但是因为注意力分配的原因，这些事物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处于盲区。现在，我的身份不一样，造成了观察距离完全不一样，得到的信息便有天壤之别。

只不过，文学相对于现实生活肯定是滞后的，选择写什么、怎么写本身也是写作能力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人、身边事，或者远处的新闻事件等，像是一大片广阔的草原，里面充满了芜杂的陈词滥调和浮躁情绪，而作者需要像蜜蜂那样勤奋，不断在这片草原中寻找和探索，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花朵。这并不容易，且还只是第一步。作家还需要付出努力，不停地来回采摘和酝酿才会有好的小说。

我本来没想过真有机会能写到现在，完成这三部曲。除了运气不错，我也在思考，一个作者想要创作点好作品，动机中或许还是要存在利他性的部分。要为别人着想，要去思考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在做些什么事，从而记录大家一起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所以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好蜂蜜永远是从那些现实花蕊中攒出来的，掺不得假，哪怕写更多基于幻想的小说也应如此。如果作者不关心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恐怕这种写作也很难得到每一个活人的关注。巴金先生的诀窍是很好的概括：“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2015年夏天，退休教师胡友林与妻子文夕参加了前同事的葬礼。其间，一个陌生女人凑了过来，推销起一种极其廉价的旅游产品——18块钱的湖南省内游。不久后，这对失独老人随团踏上了去往常德的短途旅行。然而，返家后仅数日，文夕竟离奇失踪。胡友林遂求助侦探安春与何涛寻人。在调查过程中，更多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陷阱接连浮现……”前不久，“长沙三部曲”最终篇《远逝》出版，这部悬疑小说以长沙岳麓山下退休教师遭遇的养老骗局为壳，试图探讨仁义精神在当下的意义。

郭沛文1991年生于湖南澧县，代表作“长沙三部曲”《鹌鹑》《刹那》《远逝》记录了一个“不那么远但是又有一点距离的时代”，用文学的方式关涉城乡变迁、热点议题，凝视微小之物，探幽复杂人性的不同面向、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少读者认为郭沛文的作品是“带着泥土呼吸声的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感觉，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深入”。

近日，郭沛文接受记者的专访，畅谈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提及了自己对悬疑小说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能够更多地表现社会性。

故事源于身边亲人的真实经历以及社会新闻

北青报：在“长沙三部曲”中，《鹌鹑》的主角是青少年，《刹那》讲述的是中年人的故事，而《远逝》则聚焦了一些老年人的遭遇。您之前提到过，《远逝》的故事离您本身的生活较远，那么您为什么想要书写这个故事呢？

郭沛文：在我的创作规划中，“长沙三部曲”有“命题作文”的成分在，每一本都有些微的题材约束。比如，这些小说分别以太平街、橘子洲和岳麓山这三处长沙的代表性地点为引子；《鹌鹑》嵌入了诗歌，《刹那》引入了音乐，《远逝》则加入了小说的文本；此外，三部曲要分别涉及青、中、老年三个年龄段的人群，来拓宽“复杂时代小人物”这个议题的触及范围。

在写作初期，我只是简单做了设定，思维比较发散，并没有具体的故事大纲，不知道如何书写老年人的故事。2021年，在我真正动笔写《远逝》之前，有两个事件让我有了写作动机。

当时我回到湖南常德看望两位长辈，他们无意间聊到最近去旅游了，“特别划算”。他们声称旅游团送了很多东西，比如土鸡蛋和山里的青菜，而这一趟旅程每个人只花费了18元。我感到这些事比较反常识，问他们真的没有再花其他钱吗？他们先是很警觉，坚称绝对没有。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们又陷入了某种羞于启齿的沉默，这一瞬间的欲言又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两位长辈最后吐露，当时可能被洗脑了，所以虽然只交了18块的团费，却花一千元左右买了些保健品。

此后，我总在想他们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自己上当受骗了，而先是极力粉饰这些经历，哪怕是面对可以信任的亲人，也不愿把自己上当受骗的窘迫给表现出来。我察觉到一种介于尊严和孤独之间的窘迫，继而发现这种纠结拧巴的状态其实并非孤例，它在老年人群体中具有社会普遍性，并且形成了对某些人而言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

同时，我还看到了一些更为严重的社会新闻，讲述了孤独的老年人希望有一个安稳的晚年生活，但最终被骗的悲剧。身边的亲人经历和新闻事件，都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于是从一起旅游诈骗开始，启动了《远逝》的写作。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免思考这种恶意是否单指向老年人群？会有外溢的可能性吗？人与人之间的状态为什么会变得日益复杂？如果历史存在一部分循环的特性，那以前的人们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境遇？于是我加入了抗战时期长沙“文夕大火”的故事，以及陶渊明、刘子骥所处时期桃花源的故事，希望从历史中有志向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是人的道德层面的问题。

这些经历与想法最终构成了《远逝》这本小说。

悬疑小说是观察社会的切口更多表现的是社会性

北青报：您为什么会选择悬疑小说这一类型去讲述故事呢？

郭沛文：我并没有特别区分类型文学或者纯文学的特征，我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非常固定的范式。比如，如果纯文学有固定的范式，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类型文学呢？我选择写悬疑小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市场的考虑，因为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抵达更多的读者。

此外，我认为悬疑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人的逝去。当很多读者在悬疑小说中追求大量的高度刺激的情节和故事时，似乎从中看到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会案件总要涉及人的死亡，其中总会蕴含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同冲突。那么悬疑小说就是观察社会的一个切口，它能让我更好地沉浸其中看到一些问题。

很多人对社会派悬疑小说或推理小说的期待是它要展现人性的复杂。我个人观点是，这是一种误解——如果它们总是在表现人性，为何不称其为“人性派”呢？因此，我的小说更多展现的是人与人之间蛛网般的关系，而不是单纯表现某个人的状态。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案件和冲突，去反映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侧面，其中当然也有人性，但更多会包含一些群体性的动力。

在“长沙三部曲”的系列里，“安春”与“帽子哥”也一直在试图厘清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鹌鹑》开篇，刚步入社会时，那些复杂的事物泥沙俱下向他们涌来，他们会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其后的《刹那》里，他们似乎觉察到了，尽量做一个好人很难，但唯有如此才不虚此行；再到《远逝》中，尽管也许会分道扬镳走上不同道路，但是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因为各自的经历，有了更清晰的视野和更坚固的支撑。好人与好人不必出一样的招数；不同的行为结局可能都不一定尽善尽美。但我仍然相信，更多的人愿意关心整个社会的气候，在内心凝聚某种共识，“明天”才更有希望。

文字是加密的呈现读者需要通过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

北青报：如果一部悬疑小说着重讲述的是社会性或是人的精神与心理，那么故事的强情节性是否并不是最重要的？

郭沛文：我个人认为情节其实很重要，故事逻辑也要尽可能做到严丝合缝。一部好小说至少要做到让读者拿到书之后，能够吸引他们一直流畅地读下去。同时，在读完之后，读者也会先从情感和理性上关注小说是否成立，再去往深处想。而对于小说中的叙事内核、人物的塑造以及涉及议题能否全部抵达，这是关乎作家的能力问题。

身为读者，我很喜欢“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小说，当一部小说同时具备这两者，那就可以称之为优秀。但身为作者我也明白，要平衡它们谈何容易。在实操之中，作者难免会顾此失彼，比如回头看三部曲的第一本《鹌鹑》，我会觉得很多想法其实没有准确地传递给一部分读者，这种“平衡术”是需要修炼和精进的。

另一方面，我也常常觉得小说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读者自身的想法和其持有的观念。文字是一种加密的呈现，读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象去解码一部小说，信息不可能完全对等，所以误解总会存在，无法百分之百消弭。比如在三部曲第二本《刹那》中，我试图通过讲述一个“苦孩子”当年是如何因为犯了错，却没有得到及时正确的教育纠正，渐渐迷失、走上轻易作案的道路的故事，来和读者讨论教育与惩戒的重要性。从我接收到的反馈来看，大部分读者都能体会到这层意思，但总还是会有人只关注到后半部分，对这个人的行为提出不解。我想很多人并非不知道那些“苦难”和“包庇”的字面意思，只是生活经历的差异太大，“知道”有时确实难以化为实打实的感受。没亲身经历过的事，就容易忽略或质疑它们的力量。

身为作者，如何把小说这面镜子制作得更好、打磨得更干净呢？我认为是要以更多的读者经验来反哺写作。无论是小说、电影、漫画、游戏或者其他类型的叙事，创作者平时都应该去尝试更多不同身份和视角。久而久之，这种训练能够提高作者提前预判尽可能多误解的能力，或者让那些不可避免的误解，尽可能误解得更漂亮一些。

所以，作者不必为了追求所谓“深刻”而故弄玄虚，从而放弃对小说的趣味性和易读性的追求。这些年，我时常能看到读者对这个系列几部小说的解读与批评，甚至已经超越了小说本身，它们带着不同读者生活经验在镜中的成像，彼此之间有非常新奇的差异，总能提供意料之外的启发，反过来滋养着我。

借由旧城市的气味提醒大家保持作为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

北青报：这几部小说都在写2013到2015年前后的长沙，而现在的长沙已经是网红旅游城市。在您看来，不同时期的长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郭沛文：我2009年来长沙上大学，2013年毕业后从事记者工作，这段时间长沙给我的大致印象更为朴素、清闲。但当时也已经陆续开始了大量的翻新建设，比如修地铁和盖商场。在《鹌鹑》中，我描写过当时的长沙——

鹌鹑听见工地上不停重复发出“哐哐”的巨大撞击声，那是由一种落锤式打桩机发出来的，还伴随着电钻、搅拌机和其他扰人的噪声。鹌鹑听得见这些机械的声音，却看不见它们的样子，巨大的蓝色铁皮将其围挡，像被摩西分开的海浪固定在那里，蓝色的铁皮又把黄兴路步行街的人流挤向两侧非常狭窄的小路……

后来几乎是不知不觉间，整个城市的面貌更新了。尤其是那些新商场和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甚至能在夜晚换装成LED巨幕，非常现代、时髦，长沙也成了网红城市。但是，假设站在2013到2015年前后的时间节点上，我会觉得太不可思议，完全料想不到这种局面。人们的生活随着城市的改变进入非常快速而剧烈的更新节奏之中，令人目不暇接。所以2020年前后，我非常自觉地想到要去写这个系列的小说，记录下这个复杂局面袭来前的时间节点，作为样本留存。因为我感觉如果不去仔细回忆的话，以前的长沙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掉。

九年前，我只是一个辞掉工作的年轻人，想试试写长篇小说，然而家里邻居都在装修太吵，又没钱上咖啡馆，就经常去猴子石大桥下的长凳上写。去年夏初，我再次去到猴子石大桥下，发现那条长凳上来了位“常客”。一开始我没有在意，后来发现好像我每次散步经过时他都在，他有手机、充电宝和大瓶饮用水，应该是把长凳当家了。这种身份和时空的错位让我每次想起来都感觉非常恍惚，这条长凳对于当年的我和现在的他都如此重要。

我希望借由这些旧城市的气味，能够提醒读者保持作为一个小小人类的清醒和坚韧。清醒，是指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社会在发生巨大且复杂的变动，且我们只能以渺小身躯面对它；坚韧，说的是不必害怕，我们仍能以这具渺小身躯，去尽力而为。

在写《鹌鹑》后记时，我提到过萨缪尔·贝克特写过一篇极简主义的实验小说《向着更糟去呀》，他营造了一个抽象到诡谲，由不确定的字词组成的非理性世界。其中有句话是“努力过，失败过，没关系。重新努力，重新失败，失败得更好”。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对我或者许多人而言，似乎变得更为重要了。

现实像是一片草原作者从中沉淀出小说的蜂蜜

北青报：“长沙三部曲”已经完结，之后您还会继续书写长沙的故事吗？

郭沛文：有机会应该会继续写长沙，但不局限在此。事实上三部曲也并非只聚焦在这座城市，它们都涉及了很多湖南周边县市和不同时空。我近几年的状态与写“长沙三部曲”时有了不一样的变化，接下来可能会去思考和消化这些变化。

比如有了小孩之后的这几年，因为时常遛娃，我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小孩；也接触到非常多性格、教育方式完全不同的家长，甚至接触到不同人群对待不同儿童的态度……这些是我此前完全没有关注到的领域，哪怕你也曾天天从小区附近的游乐场走过，在商场、公园见过小孩哭闹着要气球，但是因为注意力分配的原因，这些事物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处于盲区。现在，我的身份不一样，造成了观察距离完全不一样，得到的信息便有天壤之别。

只不过，文学相对于现实生活肯定是滞后的，选择写什么、怎么写本身也是写作能力重要的构成部分。在现实生活中，身边人、身边事，或者远处的新闻事件等，像是一大片广阔的草原，里面充满了芜杂的陈词滥调和浮躁情绪，而作者需要像蜜蜂那样勤奋，不断在这片草原中寻找和探索，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花朵。这并不容易，且还只是第一步。作家还需要付出努力，不停地来回采摘和酝酿才会有好的小说。

我本来没想过真有机会能写到现在，完成这三部曲。除了运气不错，我也在思考，一个作者想要创作点好作品，动机中或许还是要存在利他性的部分。要为别人着想，要去思考与自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在做些什么事，从而记录大家一起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所以反过来其实也成立，好蜂蜜永远是从那些现实花蕊中攒出来的，掺不得假，哪怕写更多基于幻想的小说也应如此。如果作者不关心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恐怕这种写作也很难得到每一个活人的关注。巴金先生的诀窍是很好的概括：“可能以后还会有读者来信问起写作的秘诀，以为我藏有万能钥匙。其实我已经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谓秘诀的话，那也只是这样的一句：把心交给读者。”

泉州市区三条道路增设电动车专用道

包括田安路、湖心街、津淮街，将分批分段施工，力争年底前完工

工人现场施工

本报讯（记者林福龙 文/图）近日，细心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在市区田安路人行道上突然立起了一排围挡，工人们正在对路面进行破挖，给人车通行带来一定的麻烦。

昨天记者从市交通提升办、市城市管理局获悉，原来这是市区部分道路综合交通提升工程项目，将在田安路、湖心街、津淮街两侧人行道上增设一条非机动车专用道，以供电动车通行。工程项目将分批分段进行改造，预计年底可完工。

据悉，市级部分道路综合交通提升工程主要是对田安路、湖心街、津淮街等三段道路及新华路-西湖街节点进行道路交通综合提升，其中湖心街改造范围为温陵路至田安路段,长约0.69公里；田安路改造范围为泉秀街至东湖街段，长约1.3公里；津淮街改造范围为田安路至坪山路段，长约1.3公里。

“根据每条道路具体情况，需要占用的人行道空间不一样。施工范围将实行全封闭式管理。”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三段道路改造总长度约4.43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利用道路两侧现有人行道空间新建非机动车道，宽度1.5-2.4米，并对沿线公交站亭进行港湾式改造、对沿线交通进行优化等，“增设的电动车专用道将使用彩色混凝土铺设”。

此外，市区新华路-西湖街节点位于西湖西南角，也将进行交通优化改造，构成四路无信号控制交叉口。

“改造施工期间，需要占用一定的人行道，请往来行人、车辆慢行。”该负责人提醒，在此期间，请附近居民、商家配合施工人员，共同维护工地文明安全。

泉州发放社保补贴 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

来自市人社局的消息，近日，随着市直2018年度第二批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全市已累计发放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5793.73万多元，1.38万多人受益。

据了解，市直已分两批发放2018年度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总发放金额665.72万元，其中养老保险补贴552.5万元，医疗保险补贴113.22万元，共惠及就业困难人员1310人，解除了就业困难人员参保、续保的后顾之忧，促进实现灵活就业。

泉州市就业和人才人事公共服务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服务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精简办事程序，取消我市灵活就业认定程序、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街道（乡镇）审核环节，创新社保补贴审核发放模式，更好地为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吴宗宝  苏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