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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助古建修缮到捐赠文物，华衮之赠民国时期来自社会各界的华衮之赠鼎力相助，为故宫的华衮之赠文脉保存与发展新生，注入了关键力量。华衮之赠今天，华衮之赠我们根据故宫博物院档案室所藏档案，华衮之赠WwW。17。CC0m对民国时期所受捐赠进行梳理，华衮之赠来看看当年的华衮之赠华衮之赠都有哪些，其对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又带来怎样的华衮之赠影响。

博物院起步于百廿年前

民国时期，华衮之赠博物馆作为西方文化影响的华衮之赠产物，以其化私为公的华衮之赠理念、保存传统的华衮之赠方式，得到了当时国人的华衮之赠推崇。受限于当时残酷的华衮之赠军阀混战局势和拮据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博物馆运营存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当时国内博物馆和社会都普遍缺乏深入认识，因此博物馆的经费筹措行为，极易引发社会争议，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筹备了近十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发生了将档案当废品出售以换取办公经费的“八千麻袋”事件。

尽管如此，博物馆作为新生事物，还是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自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至1925年时全国已经成立了各类博物馆近十家，这些博物馆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国内外亦有一大批爱心人士对博物馆的建立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对博物馆的发展给予了无私资助，其中故宫博物院无疑是受益较多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所接受捐赠的品类主要分为文物藏品和专项费用两类，这些资助主要结合博物院的业务如古建修缮、展览、出版等方面，而所接受的文物也得到了良好管理，因此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各界捐资助故宫修缮

作为前清紫禁城及宫内文物收藏与承续的主体，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数量、藏品品类在国内是最为丰富的。因此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所受捐赠并非以文物藏品为主，更多是用于支撑庞大的运营经费，涵盖古建修缮、文物保护、展览开放、典籍出版传播，以及数百名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等方面。

据故宫院藏档案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接受各类捐赠主要集中在1928年至1932年期间，共接受国内外较大额捐款9次。捐款者主要来自国内及美、英两个国家，其中美国有洛克菲勒、盐业大王摩登、柯洛齐将军夫妇、艾乐敦先生等，英国有大维德爵士、公使蓝普森先生，国内有中山公园董事会以及周作民、倪幼丹等个人和民间团体的捐助。故宫博物院首任正式院长易培基任农矿部部长期间，亦上报中央，从农矿部结余款中划拨10万元，用以保障故宫博物院的运营。在修缮东北、西北两处角楼及北面马道，以及修建延禧宫防火险文物库房时，故宫博物院先后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大额捐款。在文物捐赠方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宗，其一是1943年受赠郭氏觯斋藏瓷。1946年2月，瓷器运至故宫博物院库房，工作人员与郭氏后人逐箱逐件核对《觯斋瓷乘》记录，确保文物完整。另一宗是1946年接收德国人杨宁史捐赠的青铜器。

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的资金资助主要用于两大方面：一是古建修缮，二是改善陈列。

清代紫禁城的古建筑素有岁修惯例，清末时局动荡，宫殿久失修缮，破败严重。进入民国时期，故宫的古建修缮工作陆续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委员会、英国大维德、免费观看视频一区美国洛克菲勒、开滦矿务总局等各界的捐助支持。1929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访故宫，见故宫残破，特批拨款6万元用于故宫古建筑的整体修缮。该款项由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具体经办，前后分6次拨付完毕。

此后，故宫博物院开始广泛接受社会捐赠、资助。正是依托这些捐助，加上门票收入，及发行《故宫周刊》等印刷品的收益，故宫博物院陆续对慈宁宫花园、景仁宫、景阳宫、承乾宫、畅音阁、四个角楼、马道等进行了修缮，并对一批亟须修葺的殿顶、栏杆、宫墙等设施进行了维护，初步改善了古建筑的保存状况。此外，景山上的五座亭子和绮望楼也得到了油饰修葺。

故宫博物院藏品丰富，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经费，诸多文物没有条件展示出来。为此，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特别是大维德爵士等人士及机构，专门为故宫的文物陈列提供了资助。1928年后，随着故宫古建修缮与古物清点工作的推进，故宫的展览开放面积不断增大，提高博物院的陈列展览水平与能力也成为重中之重。

当时故宫博物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对其加以修缮后，以宫廷原状形式开放，使参观者能感受到昔日帝王工作生活之实景。对于与典制无关或不太重要的配殿，则将原存其中的文物分类迁存于各库房集中保管，整理装修后辟为文物陈列室，举办各类主题展览。1929年和1930年，英国大维德爵士和美国盐业大王摩登分别捐资修缮了景阳宫瓷器陈列室和景仁宫铜器陈列室，加上故宫原有的改造计划，故宫博物院当时形成了建福宫和抚辰殿为家具陈列室、承乾宫为瓷器陈列室、斋宫为玉器陈列室、咸福宫为乾隆珍赏物陈列室、景阳宫为瓷器陈列室、景仁宫为铜器陈列室、寿安宫为殿版书库陈列室、神武门楼上为銮舆仪仗陈列室的展览格局。

对于这些捐赠推动者，故宫博物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中，蒋介石是1928年10月8日故宫博物院改组、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时的首批27名理事之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关系密切，其首任会长范源濂自1924年起一直是推动成立故宫博物院的中坚力量：1924年11月溥仪被驱逐出宫后，范源濂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14名委员之一；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他又是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21名临时董事之一。1926年10月13日，由李煜瀛倡议，汪大燮、颜惠卿、熊希龄、江瀚、范源濂、庄蕴宽、王宠惠七人在欧美同学会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对推动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与协调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慈宁宫花园维修的北京大学教授、俄国人钢和泰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首批专门委员，在故宫博物院享有极高的学术待遇。而对于洛克菲勒等人的资助，故宫博物院当时也充分遵照其要求予以保密，相关信息直到近期才在一定范围内解密披露。

因大维德爵士对中华文物的研究，特别是对故宫博物院事业的资助，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故宫博物院形成的良好关系，1934年故宫博物院克服重重困难，以极大的魄力和担当参与了由其发起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4年10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改组，曾捐助故宫的黄网站免费观看周作民受聘为理事之一，能直接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工作。

洛克菲勒捐修慈宁宫花园

在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修缮慈宁宫花园的档案是较为全面的。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的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自清孝庄皇太后始，这里即成为居住、礼佛场所。1926年，钢和泰被允许进入慈宁宫花园，对咸若馆、宝相楼的佛像进行研究。鉴于慈宁宫花园内所供佛像的重要性，钢和泰建议对其建筑进行保护与修缮，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助找到相关资助。得到故宫博物院允诺后，钢和泰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联系。洛克菲勒基金会拟捐助6000美元（编者注：当时1美元约等于2.5至2.8银元），以协和医院院长葛霖为代表，负责此次捐助的相关事宜。1929年5月31日，葛霖、钢和泰及协和医院工程师安纳同来故宫参观，并勘察慈宁宫花园的情况。

葛霖认为，若对慈宁宫花园进行全面修缮，工程浩大，可优先在雨季来临前，完成园内相关屋顶及濒临倒塌建筑的抢修工作。6月7日，慈宁宫花园修缮工程委员会会议召开，参会人员主要有5人：钢和泰，安纳，故宫博物院顾问汪申、马衡、俞同奎。葛霖以顾问名义参与工程管理。工程招标，鸿兴木厂估价最低中标，工期分为两个阶段。安纳、钢和泰认为应先做第一阶段，看修缮情况再讨论第二阶段工作。

6月7日，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俞同奎致信易培基院长，汇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修缮慈宁宫花园各宫殿情况。此后，因修缮得当，葛霖先后分两次送来工程款：第一次工程款洋1312元，第二次工程款洋9490元。此距捐款总额，尚有余款971.9元。

故宫博物院又按要求推进慈宁宫花园相关宫殿室内修缮工作。1929年11月8日，俞同奎向洛克菲勒基金会通报工程修缮完成，并致以谢意。12月12日，易培基院长代表故宫博物院，将慈宁宫花园修缮前后的影集两册赠予乌约翰先生（档案译称，实际为洛克菲勒方面代表）。1930年1月23日，乌约翰先生致信故宫博物院表达感谢，表示将妥善珍藏影集。故宫博物院收到此函后，亦将相关往来材料归档保存。

按洛克菲勒先生要求，故宫博物院当时没有向社会宣传此事，只是于1929年6月聘钢和泰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并允许他拍摄了宝相楼的766尊佛像。1930年11月，钢和泰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恢复后的月讲中担任第一讲，题为《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此后，他拍摄的宝相楼766尊佛像照片，以及他搜集的一套含360幅佛教人物画像的《诸佛菩萨圣像赞》，经哈佛大学克拉克教授整理，以《两种喇嘛教神系》书名出版。

书中对这些佛像的梵藏汉名称做了较为完整的索引，成为藏传佛教图像学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后来的藏传佛教艺术领域，尤其是藏传佛教人物图像学方面的学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也在另外一个方面宣传了故宫博物院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基金会共建文物库房

民国时期，原清宫文物主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于1915年建成宝蕴楼，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尚缺乏现代化的文物库房。为此，男生女生玩91日漫经院方请求，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补助15万元，分三次拨付；同年12月，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亦决定补助10万元，计划两年内拨付，两笔款项均专用于新式库房的建设。院方将延禧宫辟为文物库房。因延禧宫内除小池上留有一座未建成的铁亭外，并无其他建筑，便利用小池东、西、北三面空地动工兴建。

1931年，工程上马，主要由工程处副处长汪申设计图纸，故宫博物院顾问朱启钤、彭志云审核。建筑呈凹字形，分上下两层，库身全用铁筋洋灰筑成，窗有三层，外层为铁栅，中层为铁框嵌玻璃，内层则是夹层保险窗。6月25日兴工，11月底因天寒停工，此时已经完成主体，仅余东西两库房的琉璃瓦顶未能装上，1932年开春后正式完工。

为使这组建筑与故宫其他建筑外观风格一致，库房顶部覆盖了一层黄色琉璃瓦。延禧宫文物库房的建成，让故宫博物院终于有了专门的文物库房。而库房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这对于当时经济困难、财政支持不够的博物院来说，无疑是极为关键且有效的支撑。

德国人杨宁史捐赠文物重归中国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部分被外国人非法收购、掠夺的文物通过多种途径重归祖国。在这一系列文物回归事件中，1946年接收德国人杨宁史捐献文物是一桩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1911年，德国人杨宁史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后升任总经理。杨宁史能讲流利的中文，酷爱中国文化，他收藏的文物古董在当年闻名全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查封德国、日本在华产业，并分期分批遣送德、日侨民回国。194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时，从该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主任谭伯以及收藏家王世襄处获悉，德国人杨宁史将河南某地出土的国宝青铜器买去收藏，遂专程来到天津与杨宁史商议献纳事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话，杨宁史答应将数十年来收藏的古代铜器自愿献纳给故宫博物院，俾资中国保存文献。他承认，这些藏品原本就属于中国，理应还给中国政府。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省吾、邓以蛰，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故宫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等，与杨宁史及两名德国驻华文物专家带着文物，乘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馆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铜器运至绛雪轩进行交接，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

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老司机黄色漫画118号簠器交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次日，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此为周代铜器，名曰“蟠虺纹簠”，虽已破碎，亦属稀世珍宝。

杨宁史所献铜器中颇多商代、周代器具，其中“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皆属精品，为收藏界所罕见，堪称无价之宝，其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3月5日，国民政府给付了杨宁史国币2000万元作为酬金，并下令对禅臣洋行德籍同仁及其家属暂缓遣送，予以必要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在他准备乘轮船回德国时，海关检查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夹带有珍贵文物、考古书籍等共计326件，其中有商代铜鼎，唐、宋、元、明的精品瓷器，汉、唐陶俑等，除219件虚报为“瓷狗”“瓷罐”“瓦兽”外，其余均未报关。海关依法予以全部没收。

研思札记

乱世中的资助守护了故宫文脉

1925年至1949年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二十余年间，博物院走过了建院初创、曲折发展、文物南迁等关键历程。在国家板荡、生灵涂炭、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故宫博物院艰难前行，财政状况始终极为拮据。

正是有赖于社会各界的鼎力资助，故宫博物院才得以在乱世中保存文脉，并实现了艰难而可贵的发展。这些捐助，既有效弥补了院方经费的不足，使博物馆事业不至难以为继，更有力推动了古建修缮、文物库房建设、陈列展览、开放参观、文物保管、学术研究与出版等各项核心业务的开展，显著提升了故宫的社会影响力，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

我们也应认识到，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获得海内外多方资助，与其高度重视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态度密不可分，譬如1930年便应西方国际友人之邀，制订了《故宫旧殿廷修理计划》并译成西文发布，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管理上，故宫博物院对各项资助严格规范管理，做到专款专用、纪律严明，让捐赠者放心。同时出于对捐赠者本人的尊重，故宫博物院也往往通过授予荣誉职衔、优待参观、开放研究资源、吸纳参与管理决策等方式，凝聚社会力量，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支持博物馆事业发展。

这些资助中，一部分留有文字档案，更多则未留下详细记录。但无论是否载于史册，这些善举都值得我们持续探寻与铭记。正是得益于这份助力，故宫博物院才得以在风雨中守护文脉、不断发展。（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从资助古建修缮到捐赠文物，民国时期来自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为故宫的文脉保存与发展新生，注入了关键力量。今天，我们根据故宫博物院档案室所藏档案，对民国时期所受捐赠进行梳理，来看看当年的华衮之赠都有哪些，其对故宫博物院早期发展又带来怎样的影响。

博物院起步于百廿年前

民国时期，博物馆作为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以其化私为公的理念、保存传统的方式，得到了当时国人的推崇。受限于当时残酷的军阀混战局势和拮据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博物馆运营存在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当时国内博物馆和社会都普遍缺乏深入认识，因此博物馆的经费筹措行为，极易引发社会争议，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筹备了近十年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发生了将档案当废品出售以换取办公经费的“八千麻袋”事件。

尽管如此，博物馆作为新生事物，还是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起来。自1905年晚清状元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至1925年时全国已经成立了各类博物馆近十家，这些博物馆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国内外亦有一大批爱心人士对博物馆的建立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关注，对博物馆的发展给予了无私资助，其中故宫博物院无疑是受益较多的博物馆之一。故宫博物院所接受捐赠的品类主要分为文物藏品和专项费用两类，这些资助主要结合博物院的业务如古建修缮、展览、出版等方面，而所接受的文物也得到了良好管理，因此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各界捐资助故宫修缮

作为前清紫禁城及宫内文物收藏与承续的主体，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数量、藏品品类在国内是最为丰富的。因此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所受捐赠并非以文物藏品为主，更多是用于支撑庞大的运营经费，涵盖古建修缮、文物保护、展览开放、典籍出版传播，以及数百名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等方面。

据故宫院藏档案记载，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接受各类捐赠主要集中在1928年至1932年期间，共接受国内外较大额捐款9次。捐款者主要来自国内及美、英两个国家，其中美国有洛克菲勒、盐业大王摩登、柯洛齐将军夫妇、艾乐敦先生等，英国有大维德爵士、公使蓝普森先生，国内有中山公园董事会以及周作民、倪幼丹等个人和民间团体的捐助。故宫博物院首任正式院长易培基任农矿部部长期间，亦上报中央，从农矿部结余款中划拨10万元，用以保障故宫博物院的运营。在修缮东北、西北两处角楼及北面马道，以及修建延禧宫防火险文物库房时，故宫博物院先后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大额捐款。在文物捐赠方面，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两宗，其一是1943年受赠郭氏觯斋藏瓷。1946年2月，瓷器运至故宫博物院库房，工作人员与郭氏后人逐箱逐件核对《觯斋瓷乘》记录，确保文物完整。另一宗是1946年接收德国人杨宁史捐赠的青铜器。

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的资金资助主要用于两大方面：一是古建修缮，二是改善陈列。

清代紫禁城的古建筑素有岁修惯例，清末时局动荡，宫殿久失修缮，破败严重。进入民国时期，故宫的古建修缮工作陆续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委员会、英国大维德、美国洛克菲勒、开滦矿务总局等各界的捐助支持。1929年6月下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访故宫，见故宫残破，特批拨款6万元用于故宫古建筑的整体修缮。该款项由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具体经办，前后分6次拨付完毕。

此后，故宫博物院开始广泛接受社会捐赠、资助。正是依托这些捐助，加上门票收入，及发行《故宫周刊》等印刷品的收益，故宫博物院陆续对慈宁宫花园、景仁宫、景阳宫、承乾宫、畅音阁、四个角楼、马道等进行了修缮，并对一批亟须修葺的殿顶、栏杆、宫墙等设施进行了维护，初步改善了古建筑的保存状况。此外，景山上的五座亭子和绮望楼也得到了油饰修葺。

故宫博物院藏品丰富，但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经费，诸多文物没有条件展示出来。为此，一些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特别是大维德爵士等人士及机构，专门为故宫的文物陈列提供了资助。1928年后，随着故宫古建修缮与古物清点工作的推进，故宫的展览开放面积不断增大，提高博物院的陈列展览水平与能力也成为重中之重。

当时故宫博物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宫殿保留原有格局，对其加以修缮后，以宫廷原状形式开放，使参观者能感受到昔日帝王工作生活之实景。对于与典制无关或不太重要的配殿，则将原存其中的文物分类迁存于各库房集中保管，整理装修后辟为文物陈列室，举办各类主题展览。1929年和1930年，英国大维德爵士和美国盐业大王摩登分别捐资修缮了景阳宫瓷器陈列室和景仁宫铜器陈列室，加上故宫原有的改造计划，故宫博物院当时形成了建福宫和抚辰殿为家具陈列室、承乾宫为瓷器陈列室、斋宫为玉器陈列室、咸福宫为乾隆珍赏物陈列室、景阳宫为瓷器陈列室、景仁宫为铜器陈列室、寿安宫为殿版书库陈列室、神武门楼上为銮舆仪仗陈列室的展览格局。

对于这些捐赠推动者，故宫博物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中，蒋介石是1928年10月8日故宫博物院改组、公布《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时的首批27名理事之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与故宫博物院关系密切，其首任会长范源濂自1924年起一直是推动成立故宫博物院的中坚力量：1924年11月溥仪被驱逐出宫后，范源濂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14名委员之一；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他又是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21名临时董事之一。1926年10月13日，由李煜瀛倡议，汪大燮、颜惠卿、熊希龄、江瀚、范源濂、庄蕴宽、王宠惠七人在欧美同学会发起组织“故宫博物院维持会”，对推动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与协调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慈宁宫花园维修的北京大学教授、俄国人钢和泰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首批专门委员，在故宫博物院享有极高的学术待遇。而对于洛克菲勒等人的资助，故宫博物院当时也充分遵照其要求予以保密，相关信息直到近期才在一定范围内解密披露。

因大维德爵士对中华文物的研究，特别是对故宫博物院事业的资助，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故宫博物院形成的良好关系，1934年故宫博物院克服重重困难，以极大的魄力和担当参与了由其发起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34年10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改组，曾捐助故宫的周作民受聘为理事之一，能直接参与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工作。

洛克菲勒捐修慈宁宫花园

在故宫博物院档案中，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修缮慈宁宫花园的档案是较为全面的。位于内廷外西路慈宁宫西南的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自清孝庄皇太后始，这里即成为居住、礼佛场所。1926年，钢和泰被允许进入慈宁宫花园，对咸若馆、宝相楼的佛像进行研究。鉴于慈宁宫花园内所供佛像的重要性，钢和泰建议对其建筑进行保护与修缮，并主动提出可以帮助找到相关资助。得到故宫博物院允诺后，钢和泰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取得联系。洛克菲勒基金会拟捐助6000美元（编者注：当时1美元约等于2.5至2.8银元），以协和医院院长葛霖为代表，负责此次捐助的相关事宜。1929年5月31日，葛霖、钢和泰及协和医院工程师安纳同来故宫参观，并勘察慈宁宫花园的情况。

葛霖认为，若对慈宁宫花园进行全面修缮，工程浩大，可优先在雨季来临前，完成园内相关屋顶及濒临倒塌建筑的抢修工作。6月7日，慈宁宫花园修缮工程委员会会议召开，参会人员主要有5人：钢和泰，安纳，故宫博物院顾问汪申、马衡、俞同奎。葛霖以顾问名义参与工程管理。工程招标，鸿兴木厂估价最低中标，工期分为两个阶段。安纳、钢和泰认为应先做第一阶段，看修缮情况再讨论第二阶段工作。

6月7日，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长的俞同奎致信易培基院长，汇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修缮慈宁宫花园各宫殿情况。此后，因修缮得当，葛霖先后分两次送来工程款：第一次工程款洋1312元，第二次工程款洋9490元。此距捐款总额，尚有余款971.9元。

故宫博物院又按要求推进慈宁宫花园相关宫殿室内修缮工作。1929年11月8日，俞同奎向洛克菲勒基金会通报工程修缮完成，并致以谢意。12月12日，易培基院长代表故宫博物院，将慈宁宫花园修缮前后的影集两册赠予乌约翰先生（档案译称，实际为洛克菲勒方面代表）。1930年1月23日，乌约翰先生致信故宫博物院表达感谢，表示将妥善珍藏影集。故宫博物院收到此函后，亦将相关往来材料归档保存。

按洛克菲勒先生要求，故宫博物院当时没有向社会宣传此事，只是于1929年6月聘钢和泰先生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委员，并允许他拍摄了宝相楼的766尊佛像。1930年11月，钢和泰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恢复后的月讲中担任第一讲，题为《故宫咸若馆宝相楼佛像之考证》。此后，他拍摄的宝相楼766尊佛像照片，以及他搜集的一套含360幅佛教人物画像的《诸佛菩萨圣像赞》，经哈佛大学克拉克教授整理，以《两种喇嘛教神系》书名出版。

书中对这些佛像的梵藏汉名称做了较为完整的索引，成为藏传佛教图像学方面里程碑式的著作。对于后来的藏传佛教艺术领域，尤其是藏传佛教人物图像学方面的学者来说，这是一本必读的经典著作，也在另外一个方面宣传了故宫博物院及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基金会共建文物库房

民国时期，原清宫文物主要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和古物陈列所。古物陈列所于1915年建成宝蕴楼，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尚缺乏现代化的文物库房。为此，经院方请求，1930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补助15万元，分三次拨付；同年12月，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亦决定补助10万元，计划两年内拨付，两笔款项均专用于新式库房的建设。院方将延禧宫辟为文物库房。因延禧宫内除小池上留有一座未建成的铁亭外，并无其他建筑，便利用小池东、西、北三面空地动工兴建。

1931年，工程上马，主要由工程处副处长汪申设计图纸，故宫博物院顾问朱启钤、彭志云审核。建筑呈凹字形，分上下两层，库身全用铁筋洋灰筑成，窗有三层，外层为铁栅，中层为铁框嵌玻璃，内层则是夹层保险窗。6月25日兴工，11月底因天寒停工，此时已经完成主体，仅余东西两库房的琉璃瓦顶未能装上，1932年开春后正式完工。

为使这组建筑与故宫其他建筑外观风格一致，库房顶部覆盖了一层黄色琉璃瓦。延禧宫文物库房的建成，让故宫博物院终于有了专门的文物库房。而库房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这对于当时经济困难、财政支持不够的博物院来说，无疑是极为关键且有效的支撑。

德国人杨宁史捐赠文物重归中国

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际地位显著提升,部分被外国人非法收购、掠夺的文物通过多种途径重归祖国。在这一系列文物回归事件中，1946年接收德国人杨宁史捐献文物是一桩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1911年，德国人杨宁史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后升任总经理。杨宁史能讲流利的中文，酷爱中国文化，他收藏的文物古董在当年闻名全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查封德国、日本在华产业，并分期分批遣送德、日侨民回国。1945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时，从该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主任谭伯以及收藏家王世襄处获悉，德国人杨宁史将河南某地出土的国宝青铜器买去收藏，遂专程来到天津与杨宁史商议献纳事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话，杨宁史答应将数十年来收藏的古代铜器自愿献纳给故宫博物院，俾资中国保存文献。他承认，这些藏品原本就属于中国，理应还给中国政府。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省吾、邓以蛰，行政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故宫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等，与杨宁史及两名德国驻华文物专家带着文物，乘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馆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铜器运至绛雪轩进行交接，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

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118号簠器交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次日，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此为周代铜器，名曰“蟠虺纹簠”，虽已破碎，亦属稀世珍宝。

杨宁史所献铜器中颇多商代、周代器具，其中“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皆属精品，为收藏界所罕见，堪称无价之宝，其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3月5日，国民政府给付了杨宁史国币2000万元作为酬金，并下令对禅臣洋行德籍同仁及其家属暂缓遣送，予以必要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在他准备乘轮船回德国时，海关检查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夹带有珍贵文物、考古书籍等共计326件，其中有商代铜鼎，唐、宋、元、明的精品瓷器，汉、唐陶俑等，除219件虚报为“瓷狗”“瓷罐”“瓦兽”外，其余均未报关。海关依法予以全部没收。

研思札记

乱世中的资助守护了故宫文脉

1925年至1949年是故宫博物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二十余年间，博物院走过了建院初创、曲折发展、文物南迁等关键历程。在国家板荡、生灵涂炭、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故宫博物院艰难前行，财政状况始终极为拮据。

正是有赖于社会各界的鼎力资助，故宫博物院才得以在乱世中保存文脉，并实现了艰难而可贵的发展。这些捐助，既有效弥补了院方经费的不足，使博物馆事业不至难以为继，更有力推动了古建修缮、文物库房建设、陈列展览、开放参观、文物保管、学术研究与出版等各项核心业务的开展，显著提升了故宫的社会影响力，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

我们也应认识到，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之所以能获得海内外多方资助，与其高度重视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支持的态度密不可分，譬如1930年便应西方国际友人之邀，制订了《故宫旧殿廷修理计划》并译成西文发布，以此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管理上，故宫博物院对各项资助严格规范管理，做到专款专用、纪律严明，让捐赠者放心。同时出于对捐赠者本人的尊重，故宫博物院也往往通过授予荣誉职衔、优待参观、开放研究资源、吸纳参与管理决策等方式，凝聚社会力量，吸引更多有识之士共同支持博物馆事业发展。

这些资助中，一部分留有文字档案，更多则未留下详细记录。但无论是否载于史册，这些善举都值得我们持续探寻与铭记。正是得益于这份助力，故宫博物院才得以在风雨中守护文脉、不断发展。（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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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加强晋江河道堤防管护 墙绘上旱闸防锈宣传两不误

泉州中心市区土地后旱闸经过墙绘改造，成为一道风景。

本报讯 （记者林铭珊 文/图）不久前，泉州中心市区顺济桥与晋江北岸土地后旱闸交汇处，旱闸闸门上醒目描绘了“加快水利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宣传标语，该旱闸还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出城市与河道堤防紧密相连，并标注出泉州市区历史上洪水倒灌的最高水位，体现现代堤防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这些墙绘既能美化旱闸，宣传水文化，所用的颜料还能为旱闸上一层保护膜，防止水闸生锈。”市晋江河道堤防管理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市晋江河道堤防管理处加大资金投入，以土地后旱闸、中堡旱闸、新门旱闸等6个闸门作为试点，实施墙绘装饰工程。墙绘既有闽南元素，也有水利河道保护条例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