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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让浙江滚出中国?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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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原标题：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

林金龙（靠左边的警察）看望孤儿院的儿童

泉州网7月18日讯（记者 陈灵 通讯员 李肇兴 （受访者供图））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2002年以来，泉州共有5位民警先后前往苏丹、东帝汶等地参与维和工作。在当地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面对艰苦的恶劣环境，他们顶着高危勤务的心理压力，承受着生死洗礼的严峻考验，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令人肃然起敬。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3位维和警察，听他们讲述不惧生死、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没有电和自来水 新鲜蔬菜很少见

2002年，27岁的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现为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张伟勇经过层层筛选，于当年10月至2003年12月，成为公安部第6批赴东帝汶的一名维和警察。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他又被派驻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警察任务。他是我省首位两次代表中国赴海外维和的警察。在维和任务区，他和同事租住的是当地的土坯房，屋顶是铁皮做的，没有电和自来水，想要喝水必须到5公里外的军营去取，且每人限量供应，勉强够三餐之用。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物资短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新鲜蔬菜，每星期只能吃两三次且数量非常少，“西红柿只有鸡蛋那么大。”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刚踏上东帝汶的土地时，心理仍然受到很大的冲击。”2011年5月，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金龙和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李剑伟，作为中国第16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的队员，开启他们1年多的维和之旅。回忆起初到任务区的情形，林金龙苦笑道，“到包考后，一下车，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距离张伟勇结束任务离开东帝汶已过去7年多，那里的环境并未改善多少，“刚到达的两三天没地方住，只能暂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处，找到租住地再搬走。没有自来水，只能购买大瓶矿泉水当作饮用水。”分配到其他任务区的李剑伟亦面临相似的环境，“当地的生猪养不大，因为没东西可吃。”

李剑伟执行任务时烧火做饭

骚乱现场传枪声 露宿区旁有地雷

2011年8月的一天夜里，已过零点，温度仍在35℃左右。李剑伟所处的巡警队接到信息称有人在街上打架斗殴，他和队员们没来得及穿戴装备就出发了，“维和警察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没想到一下车，眼前黑压压全是人，原来，这场“打架”其实是上百人的大规模骚乱。骚乱分子有的持砍刀，有的扔石块，有的放火烧汽车，就连巡警队车辆的车窗也被砸破，不时还响起几声枪声。“先前培训时，再怎么演练，危险都是可控的。一旦到那样的现场，子弹不知从哪儿打来，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任务在身，李剑伟顾不上受伤的危险，与队员对现场进行控制，并及时呼叫增援，调派防暴、消防等部门，最终平息了这场骚乱。

除了骚乱，维和警察们平时遇到最多的难题要属恶劣的路况。“尤其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张伟勇在苏丹，有一次和同事外出执行任务时正下大雨，100多公里的路程开了10多个小时。车胎陷入泥潭打滑，他们用钢绳绑树上牵引，开足马力，钢绳断裂，车子都上不来。众人推车，泥陷到大腿处。还未到目的地时天色已黑，为安全起见，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就地露宿，而一旁就是布满地雷的雷区。每次外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

“深夜12点多，车子突然慢慢停下来，开车的同事脸色发青，结结巴巴地说‘刹车失灵了’。”一天傍晚，李剑伟和两名同事从东帝汶首都返回阿伊纳罗，道路泥泞，云雾缭绕，能见度极低，一侧山壁一侧悬崖，3人轮流驾驶。“刹车失灵后，无线电和手机都没信号，叫不到救援，考虑到该地段不适宜过夜，我们决定冒险开回来，我全程一二档切换，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贴着山壁慢慢开……”回到当地警局已是凌晨3点多。

两次染上登革热 只报平安与家人

威胁维和警察安全的，还有疾病。“登革热一共有4种，没想到，我一个人就得过两种。”2011年7月，抵达东帝汶一个多月的林金龙就因蚊子叮咬而染上了登革热。“先发烧，后来全身痛，吃不下东西。”因当地没有医院，他只能去小诊所看病并靠国内寄药治疗，过了7天终于好转。始料未及的是，7个月后，由于连日的奔波劳顿，他再次染上登革热。“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很少有人会得两次。”凭借良好的体格和顽强的意志，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林金龙赴东帝汶时，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女儿是他战胜疾病的精神支柱。在任务区，卫星电话仅供紧急情况使用，国际长途资费昂贵且信号不好，他们与家人的联络方式只有短信。“每天都会发一条报个平安。生病的事，也是快好的时候才和他们说。”

张伟勇与当地孩子合影

张伟勇初赴东帝汶时刚结婚不久。李剑伟出发时妻子已有身孕，离开家门那一刻强忍泪水，不敢回头看一眼。对家人的思念如影随形，怕家人担心，他们的短信内容总是“报好不报坏”。

扶残助困送温暖 异国他乡献爱心

在当地，维和警察们亦保护弱势群众、帮助当地村民。如作为组织委员的李剑伟和警队不定期到孤儿院和残障人救助中心开展送温暖活动，积极响应警队长倡议，发动全体队员捐款，为当地孤儿院捐建两间教室。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当地联系共建学校，资助困难学生，提议为偏远山村铺设饮水工程。

他们说，在异国他乡，家国情怀会更浓烈，更能感受和平的不易，对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百姓安全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问及再度接到维和任务是否会去时，已两次执行维和任务的张伟勇毫不犹豫地答道：“会。”

责任编辑：林嵘

泉州市博物馆张红兴获评市道德模范：他是“两栖”考古员

张红兴在水下考古 （张红兴 供图）

宋元时期，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湾曾经船来船往，商贾如织。千百年来，泉州海域也留下了沉船、陶瓷、石件等许多的遗存。水下考古是为了揭开海底的神秘面纱，从水里“淘宝”。15年来，泉州市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兴一次次将沉睡在不同海域、不同年代的“宝贝”捧出水面。近日，他被评为泉州市第六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 

□记者 廖培煌

危险相伴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0年，张红兴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2004年，他参加了国家博物馆在广东阳江举办的水下考古第三期培训班，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之一。

事实上，在“下水”之前，张红兴是泉州最早拥有考古领队资质的人员之一。他主持、参与泉州较大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30多个。2004年8月至11月，他参加了漳州东山明末清初郑成功战船水下考古，那是他第一次水下考古的经历。

水下考古听起来酷，但安静的海面下，步步凶险。

2008年的平潭海域水下沉船考古调查，张红兴和队友潜到36米深的海底，分开一段距离作业。在礁石群附近，张红兴的潜水瓶被一条废弃的绳子勾住，进退不得。他没有慌张，一边安静地等待队友发现异常，一边做着最坏准备：脱掉潜水装备，剪断细绳，化解危险。5分钟后，队友发现异样游了回来，用潜水刀割掉绳子，张红兴化险为夷。

海底风险无处不在，看起来“可爱无害”的海洋生物，却有可能带来危险。2010年一次水下考古，一只大水母细须吸附在张红兴呼吸器旁的脸颊上，出水后，他的脸颊和嘴唇肿得老高，直到一年后，被水母蜇过留下的黑痕才消去。

收获不小 水下“足迹”遍布各地

有人以为，水下考古“玩”潜水，无非将海底、沉船里的东西捞上来。事实上，水下考古工作千头万绪，仅分工就有潜水组、调查组、文物组、物探组、出水文物保护组、水下绘图组、摄影拼接组等。每次下水，相关人员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潜水设备——呼吸器、潜水服、面罩、压铅、脚蹼、潜水表和潜水刀等。

2018年西沙群岛沉船遗址，遗址在水下两三米的浅水区，水下摄影每次拍到区域有限，只能分区拍再拼接。“一张完整的沉船图，要用近千张照片拼接。”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水下考古，沉船在古代使用时就已补了6层的船侧板，仅摄影从里到外，就花费大量时间。白天在水下，夜晚住船上，“50多天脚没有沾陆地。”

15年水下考古，张红兴收获不小：2004年东山郑成功战船、2005年平潭碗礁一号、2007年福建大练沉船、2008年莆田北土龟礁一号、2007-2008年西沙华光礁一号、2010年漳州半洋礁一号、2012年肯尼亚拉姆群岛沉船、2015年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2015年丹东致远舰沉船、2016年泉州海域水下考古调查……他的水下“足迹”，遍布西沙、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等海域。

文物更多是从陆地出土而来，水下考古则从最直接的角度、物件来丰富史料。水下考古，可能发现古船遗址、瓷器、香料、木头、茶叶等，这些文物流逝在时光、沉淀在茫茫海底，“能参与其中发掘沉睡海洋的‘宝贝’，无比荣幸。”这位北方汉子，早已爱上不一般的水下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