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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窑：古代泉州离海最近的窑场

其宋元时期产品在器物的釉色、器型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彰显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古窑址见证了泉州海洋贸易的兴盛

社区展馆为民众介绍东门窑址的沿革情况

核心提示

东门窑址，位于今天的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内，该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是泉州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东门窑临近泉州港，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其陶瓷生产与外销一度十分繁盛。该窑址对于研究古泉州港乃至福建的陶瓷外销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窑址上有7条窑炉遗迹

17世纪，欧洲人在一本记录西方与中国瓷器贸易往来的《葡萄牙王国记述》书中，将龙泉青瓷称为“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可爱”，可见古代龙泉青瓷在欧洲的受欢迎程度。宋元时期，在泉州东门外的碗窑乡也曾大量产出青釉瓷。这种青釉瓷，釉呈天青色，青中泛灰或青中泛褐，玻璃质感较强，透明莹亮，釉面呈细小冰裂纹，属窑变的自然开片，其风格颇具浙江龙泉青瓷特色，故被称为“土龙泉”。除了青釉瓷器外，东门窑还生产青白釉瓷器、白釉瓷器、青黄釉瓷器等。当时东门窑的瓷器行销海内外，尤以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为主，东门窑也因此成为闽地陶瓷商品的重要生产窑场之一。

如今前往东门窑址，我们发现窑址位于泉州市丰泽区华大街道城东社区的碗窑和后路两个自然村落。据介绍，遗址分为南窑和北窑两个区域，窑炉沿南北山坡陵坡处构筑。两座小山坡为一条早年可供运载货船通行的窑址溪间隔。

泉州市博物馆的考古报告显示，东门窑址上有窑炉遗迹7条，其中北窑4条，南窑3条，分布总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中北窑遗址面积较大，南窑遗址较小。北窑4条窑炉遗迹中，有一条保存相对完好，窑头、窑尾、隔墙、护窑墙、窑门均有保留，两侧窑壁也均有部分留存，是典型的龙窑形态。其余3条保存相对较差。窑址周围均有众多瓷片堆积存在；南窑3条，仅其一发现窑头、窑尾，窑炉周围亦有大片堆积层。总体来看，窑长在50米至80米之间，窑宽有2.5米至3.2米不等。另外，北窑勘探区域有疑似作坊遗迹一处，现保存一口大陶缸，并在该区域出土轴顶箍等窑车上使用的构件。

据悉，东门窑俗称“碗窑”，遗址遗迹发现于1953年，后经专家考查认定，这里的窑场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元，废于元末明初。其遗址遗存丰富，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陶瓷生产技术、工艺以及外销瓷的重要实物资料。

窑址附近瓷器残片随处可见

窑场盛烧达数百年之久

据泉州市博物馆陈冬珑撰文介绍，泉州制瓷手工业始于德化与永春交接的商周辽田尖窑址，该窑址上曾出土原始瓷、窑具、生产工具等标本；隋唐五代，随着时代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制瓷技艺得到延续，各地窑业也随之增加，各大窑址出土的青釉瓷器，轮制、灰胎、釉厚、无纹饰，窑具有托座和支钉；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国内外对瓷器的需求量日渐增加，泉州地区制瓷自然条件优越，该时期各地窑址数量急速增加，瓷器品种也增多，在原有的青瓷上，又增加了青白瓷、白瓷、酱釉瓷等，窑具有匣钵、支圈、垫环、托座、托盘、托柱等，纹饰也更加多样化。

据丰泽区民俗及历史研究学者魏朝阳介绍，北宋时期，泉州未受战乱骚扰，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南宋偏安江南之后，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泉州地区的制瓷手工业经济，达到空前的繁荣。宋代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开拓海外贸易，谋求商利以助国用，更推动了陶瓷外销的快速发展。到了元代，仍袭宋制，继续开拓海外市场，泉州一跃成为东方第一贸易大港，海外交通贸易盛况空前，贸易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大。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盛，刺激并推动了泉州乃至其周边地区贸易商品的生产，其中陶瓷商品尤为显著。

在泉州所有古窑址中，东门窑址离海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也是宋元时期离后渚贸易港最近的陶瓷生产窑厂。东门窑址的南、北窑，中间有一条溪流，自西向东直达浔尾（美）港。因离后渚码头最近，并有溪流相通，窑场运载货物十分方便，所产瓷器顺流而下，至浔尾港普济桥渡口，再转运出海，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

魏朝阳表示，古时泉州东门窑场周围松林茂密，山泉不断，溪流直下后路双坑口（古窑码头），并向东进入大海。后路村的东南部蕴藏着大量的陶瓷矿土。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窑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和原料，以及粉碎、淘洗瓷土的水力资源。水、陆交通十分便利，产品外销通道畅通，使泉州东门窑盛烧达数百年。在窑址所在地附近迄今尚有地名“瓷土潭”“瓷土山”“水磨”等的存在。

南宋青釉折沿小瓷碗（资料图）

产品彰显时代艺术之美

东门窑址在靠近海边的小村，由于受到山地土壤、气候、原材料等因素的影响，对于龙窑窑业烧制的产品在成型、装烧及窑炉建造等方面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艺，是研究宋元时期泉州沿海陶瓷手工业技术内涵与特性的依据。东门窑的陶瓷产品整体来说素雅大气，纹饰丰富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据介绍，东门窑址生产的陶瓷器型主要有盘、碗、碟、钵、罐、执壶、杯等，大碗、大盘等，器型敞口大方，凝重浑厚，独具器型的素雅大气之美。器物装饰纹样较为简单朴素，主要有莲瓣纹、缠枝花纹、牡丹纹、菊瓣纹、卷草纹、直道纹、篦纹等。据陈冬珑介绍，在制瓷技艺方面，东门窑制瓷工艺主要有手拉坯和模制两种，大多器物的手拉坯痕明显，模制有坯体和装饰部位的模具。器型装饰工艺为刻、划花与印花并行，以刻、划花为主，同时尚有堆塑、镂雕等装饰形式艺术。有器物是使用多种装饰工艺的，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青釉刻画虁龙双环耳瓶。通过东门窑采集的窑具标本来看，该窑址的装烧工艺有叠烧法与匣钵装烧法，除此以外还有垫饼、垫柱、垫圈、支钉等辅助装烧窑具。

东门窑址采集的陶瓷标本显示，这里生产的产品以日用品为主，也有少数陈设器，以青釉、青白釉瓷为主，典型的宋元时期龙窑支钉、支圈烧制，器物圈足或器物内底留有支钉或支圈的痕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门窑当年生产的大致景象和市场需求。在器物的釉色、器型、装饰纹样方面，东门窑产品都彰显了泉州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那种大气、包容与开放的时代艺术之美。

窑址处立有保护碑

研究窑址兴衰 具有借鉴意义

众多文献资料显示，宋元时期瓷器作为货品，常被用来与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所需物品。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记载诸多船只从泉州顺风而行“浮海越数十国”，船上贸易之货品有青瓷器、青碗、青白花碗、青白碗等。从历次考古调查勘探采集的器物标本上看，泉州东门窑址生产的瓷器大多是供外销用的贸易商品，这在国内水下考古发现宋元时期沉船出水的器物和国外考古出土的器物上，都得到了印证。专家认为，东门窑址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对泉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所发挥的作用，历史脉络清楚，这对于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文物普查队员曾到东门窑址进行复查，并登记造册。2017年7月至2019年3月，泉州市博物馆组织考古专业人员，对该窑址进行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出土大量瓷器标本。社区居委会对古窑址十分重视，近年在其周边进行了保护性的环境整治，窑址没有发生盗挖盗掘现象。”华大街道城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姜玉霞告诉记者，“社区还创建了相关的展馆，对东门窑址进行知识普及与宣传。”

与记者一同踏勘遗址现场的泉州市人大常委郭培明认为，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陶瓷是泉州城市文化最具特色的符号之一，讲好泉州故事，与之相关的历史遗址备受社会关注。东门窑（碗窑）是宋元时期泉州外贸瓷的重要加工生产基地，这里出品的暗刻画花大碗出现于“南海一号”沉船上。今年3月，我市已把该窑址列入省级文保单位申报名录，建议有关部门着手规划建设遗址公园，这样可更好保护历史文物，又增加一处市民文化休闲的园地。如果把东门窑遗址与浔美青莲寺（当年附近有著名的无尾桥古渡口）、后渚宋代古船出土处、洛阳桥、红树林、百崎接官亭、海丝艺术公园、蟳埔渔村、文兴渡、真武庙等串联起来，完全可以打造出一条很有特色的海丝旅游线路。

泉州在宋元时期发展为东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发达，贸易空前繁荣，陶瓷与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外销商品。东门窑址的产品在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地区多有发现，证明在宋元时期，东门窑址产品外销到日本和东南亚诸国，为福建古代外销陶瓷的主要生产地之一，是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魏朝阳表示，泉州的东门窑与磁灶窑、同安窑等古窑场，曾为宋元时期泉州海上出口贸易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了解它们的历史和兴衰过程，对于现代海外贸易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窑址上出土了大量瓷器标本

南宋青釉敛口瓷碗（资料图）

北宋后期青白釉棱纹合（资料图）

不做第一 只做唯一

　　高建

　　尽管中外文化都有关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观念的阐述，但正如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过程中几乎全程都会在内心拟定“武功排行榜”一样，艺术世界里的各种榜单也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以，由英国知名古典音乐刊物《留声机》杂志、全球性在线平台Bachtrack（巴赫追踪）网站为代表的艺术媒体每隔三五年就会更新一次的各类“十大”排行榜，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当代乐坛的风向标。

　　伊万·费舍尔和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 国家大剧院供图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历次“世界十大交响乐团”排名中，人们总能在柏林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等传统豪门的身旁看到一个略显独特的身影——来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它看似年轻，是目前所有入列“世界十大”的交响乐团中成立最晚的一支，却已在高手如云的交响世界里稳居顶尖行列。3月28日、29日，这支乐团将在音乐总监、指挥大师伊万·费舍尔的执棒下亮相国家大剧院，而破解这支乐团的独特气质与艺术基因的钥匙，也正在伊万·费舍尔的手里。

　　1983年，32岁的伊万·费舍尔与自己的匈牙利同胞、钢琴家佐尔坦·科奇什共同创建了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与乐坛中众多以“节日”为名的管弦乐团一样，这支乐团在创办初期并未立刻按照一支常设的、拥有完整音乐季的管弦乐团去打造（乐团直至2000年才开始拥有正规音乐季），只是希望在布达佩斯这座音乐底蕴深厚的城市建立一支有别于传统歌剧院乐团、以演奏交响乐为主体的乐团。谁知新生的乐团“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年间录制了众多斩获各项全球大奖的唱片，国际巡演更是好评如潮、邀约不断，这一奇迹般的成就也自然让身为音乐总监的伊万·费舍尔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指挥大师。

　　2022年，当《留声机》杂志将“年度管弦乐团”称号（系古典音乐界对全球乐团年度卓越艺术表现的最高认可之一，通常由权威机构或公众投票评选）授予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时，伊万·费舍尔在采访中系统阐释了自己创办这支乐团的愿景和历程。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将创办乐团的动因归结为“三个忧虑”，即他眼中20世纪80年代交响乐发展面临的三重潜在危机——

　　首先，是乐团的演出曲目趋于固化，几乎日复一日地演奏1770年到192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的数百部作品。试想，如果交响乐团的演出曲目停留在二百年前，那么再过五百年，难道人们还需要通过这种载体去了解七百年前的音乐吗？其次，是乐团演奏家的创造力和自主性被持续压抑。乐团里的每位优秀音乐家都自幼学习音乐，充满想法和创意，但是在交响乐团里他们只会被指挥不断训诫和纠正，“不许这样、必须那样”，整齐划一地演奏出很可能并不发自内心的音乐。最后一点更具前瞻性，那就是交响乐团的音量越来越大，仿佛开启了一场响度竞赛，而这会严重损害音乐家敏锐和宝贵的听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和报道正在关注演奏家的听力损伤问题）。

　　当这三个顾虑被针对性、系统性地解决，一支拥有独特声音的顶尖乐团便破茧成蝶。就在半个月前，伊万·费舍尔与乐团在北美巡演中演绎了马勒的鸿篇巨制《第三号交响曲》，有知名乐评人就特别提到，“多伦多的科尔纳音乐厅是小巧的鞋盒式厅堂，原本并不适合马勒这部编制极为宏大的交响曲，但乐团的声音没有压垮和掀翻场地，而是以非常集中和自然的声音填满它，那种感觉妙不可言。”伊万·费舍尔多次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打造一支“最好的交响乐团”，而是希望乐团能真正做到与众不同、无法替代。于是，我们看到布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在乐季安排上始终把深入社区进行公益性和互动性的演出作为重要部分，探索诸如“安眠音乐会”“午后音乐会”“亲子音乐会”等全新演出主题和形式，他们持续向世界介绍着巴托克、柯达伊、多纳伊等优秀作曲家的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乐团音乐家经常以“合唱团”的方式在音乐会上引吭高歌，展现全面而深湛的艺术造诣。2023年末，笔者在国家大剧院聆听了他们在返场表演时献唱的中国民歌《茉莉花》，咬字发音之精确、多声部复杂对位处理之从容，绝不是草草准备的礼节性表演，而是真正用心用情的艺术呈现。

　　从而立之年的艺术远景，到年逾古稀的乐团掌舵人，伊万·费舍尔用43年的时间守护和打造着这支年轻的交响旗舰。这对当代乐坛的“黄金组合”曾先后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23年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每次登台都收获如潮好评。

　　本月底，这对“黄金组合”将再度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奏响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多部杰作和德奥音乐大师勃拉姆斯洋溢着匈牙利音乐气息的《第二号交响曲》。这本身已足够值得期待，至于他们会不会再度献声，答案只能在演出现场揭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