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简化行政审批流程 群众办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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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

泉州多个学校明确表态：禁止学生带智能化电话手表入校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提出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等相关要求。随后，教育部再次强调，学校要按照“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的要求，细化手机管理措施。3月1日是全市中学开学第一天，各学校采取各种措施执行《通知》。昨日是全市小学开学的第一天，记者了解到，各个小学都对手机进校园有明确规定，而对于电话手表，各学校的管理方式略有不同。

学生带手机进校园有限制

“学校以前就有相关规定，收到《通知》后，我们进行了落地，对之前的管理规定和处理措施进行细化。学校在开学第一课进行强调，并制作了使用手机申请表，学生确需携带的，须由家长填写申请表，经班主任同意且向德育保卫处报备。携带手机进校后应立即关机，需使用手机只能在校内缓冲区使用。”泉州市实验小学校长曾旭晴说。

无独有偶，泉州市第三实小、泉州师院附小也要求，学生确有携带手机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并书面提出申请。手机一带入校园，需全部关机或寄放在班主任处，放学后才能在校园的通讯缓冲区开机，且严禁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智能手机。

对于手机的管理，晋光小学则采取比较缓和的方式。晋光小学校长黄加贤告诉记者，收到文件后，学校就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提醒，明确告知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开学第一天，对于个别孩子带手机的，老师会先帮忙关机，再将情况告知家长，让其和孩子沟通，以后不能带进学校。”黄加贤说。

“按上级要求，学生不带手机到学校。《毁掉一个孩子最直接的方式，给他一部手机》文章辛辣指出，孩子缺少自控能力，手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家长要借此时机，让孩子远离手机。如需要打电话找家长，可让孩子找老师或到办公室借电话。”3月1日，晋江第四实小给家长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该校校长许华闽介绍，他们将召开主题班会，讨论手机的“好与坏”。同时开办“家长学堂”向家长宣传，孩子不仅不能带手机到学校，在家也要避免用手机或少用手机。

安溪实小校长李万春认为，手机虽然给小学生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由于孩子年龄小，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容易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侵袭。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学校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开学第一课等平台集中开展手机使用管理专题教育；通过班级微信群、学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向家长宣传加强手机管理的必要性和学校具体的管控措施，家校形成合力。同时严格督查，采取班主任、班级安全信息员日查、下年段行政周查、学校不定期检查等方式，对违规带进学校的手机（电话手表）交班主任暂时保管，并通知家长领回。据介绍，学校在值班室设置两部电话，供学生放学时段联系家长。

“我们在开学典礼上再次重申了严禁带手机及电话手表进校园。”安溪龙涓福都小学校长肖福良表示，福都小学一直倡导学生不要把手机带进校园。学校通过国旗下讲话、班会、校规校纪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引导。如果学生在学校期间需要和家长联系，可通过老师帮忙。南安市眉山乡中心小学在开学典礼上也强调了严禁带手机进校园的规定。

对电话手表的管理略有不同

那么，电话手表能不能带进校园呢？记者采访发现，不同学校的处理方式略有不同。眉山乡中心小学校本部负责人魏长杰表示，学校还在研讨中，“如果电话手表功能多，我们建议不带进校园。”

黄加贤则明确表示，电话手表必须是非智能化的，智能化的一概不能带。泉州师院附小黄副校长则认为，现在的电话手表功能很多，拍照、建群、支付宝等功能齐全，会造成孩子之间互相攀比，因此电话手表也一样纳入管理。

曾旭晴说，有些电话手表功能比手机还要强大，因此电话手表等同于手机管理。许华闽也觉得，现在的电话手表基本实现智能功能，因此也被列入禁带范畴。“我们学校严禁带手机及电话手表进校园。”肖福良介绍。“建议小学生家长给孩子准备电话手表或老人机，满足基本通讯需求。”泉州市第三实小校长赖耿丰表示。

（记者 吴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