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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为什么要听华尔兹？

　　高建

　　每到辞旧迎新的时刻，各大艺术机构都会策划出品类繁多的新年音乐会。远超常态体量的供给必定对应着旺盛的市场需求，许多平日里并不太关注古典音乐的朋友也很愿意在新年时刻走进音乐厅，为生活增加一些充满艺术气息的仪式感。粗略浏览一下市场上的新年音乐会曲目构成，便会发现以约翰·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为代表的各类舞曲，特别是圆舞曲作品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便让我们好奇：为何一定要在新年奏响和聆听圆舞曲？

　　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并不复杂，因为“新年音乐会”这一概念的确立、推广和深入人心，都离不开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元旦在金色大厅奏响的音乐盛会。这一从1939年起延续至今的艺术传统在过去半个世纪借助发达的传媒体系覆盖全球，影响了几代乐迷。作为毫无争议的新年音乐会范本，既然“音乐之都”维也纳的艺术家们选择了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其他乐团效仿也就顺理成章。但如果我们再追问一句，维也纳拥有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等无数“城市音乐英雄”，维也纳爱乐乐团为何在新年时节对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情有独钟呢？这或许就需要简单追溯一下维也纳与圆舞曲的渊源了。

　　圆舞曲起初作为一种流行于德国、奥地利部分地区的乡村三拍子舞蹈，在18世纪中叶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原文“Waltz”（中文直译为“华尔兹”）源自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Volte”（意为“旋转的舞蹈”）。法国《通用大辞典》对此的解释颇为生动：“这是一种‘圆’舞，跳舞时一对舞伴‘围绕’着自己，同时也围绕着舞厅旋转，就如同地球自转和绕着太阳公转一般。”但这种一对舞者相拥旋转的舞蹈类型在一段时间内为贵族社会所不屑，因为当时欧洲宫廷所崇尚的是更为板正、拘谨和优雅的小步舞曲，乐迷们在海顿、莫扎特作品中经常听到四平八稳的小步舞曲乐章便是所谓贵族气质的彰显。当时间进入19世纪，欧洲的艺术审美伴随着社会剧变而发生转变。此前的法国大革命深刻撼动了贵族保守酸腐的趣味，城市中产阶级对艺术提出了全新的诉求，贝多芬震撼磅礴的交响曲、李斯特炫目花哨的钢琴独奏、罗西尼饱含嬉笑怒骂的市民歌剧全部应运而生，而大众深度参与的市民舞会也让以“蹦擦擦”为节奏特点的华尔兹迎来了黄金时代。

　　据学者考证，1837年的维也纳城大约有三十七万常住市民，经常参加舞会的人竟然接近十万。每一年的开端，从哈布斯堡王朝皇室在霍夫堡举办的皇帝舞会持续到三月份的歌剧舞会，维也纳人昼夜不停地在飞旋的舞步中欢庆着新年。老约翰·施特劳斯和好友约瑟夫·兰纳凭借非凡的艺术才华和敏锐的市场直觉，成为了维也纳舞会音乐创作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光芒又很快被后辈小约翰·施特劳斯盖过。擅长一边演奏小提琴、一边指挥的小约翰统领着施特劳斯家族的六支管弦乐队，不但穿梭在维也纳的每一座舞厅，还在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和遥远的美国收获了无数鲜花与掌声。在施特劳斯家族浩瀚的作品名录中，我们随处都能看到作曲家们为皇室贵族成员庆生祝寿、游乐园开张、行业协会周年庆典、少年艺术团体成立而写作的大量作品，“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盛景就这样成为现实。诺伯特·林克在《约翰·施特劳斯》一书中评价，“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艺术性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维也纳人为何将华尔兹与庆祝新年紧密相连了。

　　国家大剧院自2021年起便推出了“新春华尔兹”演出品牌，由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奉献精彩的圆舞曲作品，除了施特劳斯家族所代表的维也纳风情之外，中国、俄罗斯、捷克、挪威等国家风格多元的舞曲作品都曾在这场演出中亮相，《春节序曲》作为每年不变的保留曲目更是在新春佳节之际为广大观众送上祝福。2025年1月25日、26日，“新春华尔兹”将再次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奏响，在童声合唱领域享有盛誉的北京爱乐合唱团也将重磅加盟，在中国传统的新年到来之际再次聆听美妙的华尔兹，想必别有一番精彩。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