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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力歌先生》谁让你快乐

　　潘卡

　　一档音乐综艺收官一个多月了，站内外“呼唤第二季”的声量不降反升。线下巡演广州场、沈阳场预售几分钟全部售罄，社交平台上到处是抢不到票的哀嚎。

　　这档让观众追着买票、追着催更的节目，叫《魔力歌先生》（以下简称“魔力歌”）。

　　如果你在2026年春天打开过它，大概还记得这个“震荡眼球”的画面——台上三个东北大汉摇头晃脑地唱着“扛扛扛扛扛过枪，放放放过羊”，台下的“评委”们非但没有皱眉，反而集体蹦迪，大张伟甚至跑到舞台下面跟着扭。弹幕飘过最多的两个字是：“上头”。在一众拼高音、拼编曲、拼小众品位的音综里，为什么是这档把“洗脑神曲”打在公屏上的音综破了圈？

　　总导演贺世攀说过一句话，或许就是答案——“音乐的本质是情绪表达和快乐传递，不应该只有专业的圈层能欣赏”。听起来朴素，但在整个行业都在教观众“什么是好音乐”的时候，它选择了问观众“什么让你快乐”，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从“谁唱得好”到“谁让我快乐”音综评价体系的一次松绑

　　过去十年，音乐综艺在中国经历了从大众狂欢到圈层割据的完整周期。《歌手》把竞技推到了极致，《乐队的夏天》让独立音乐破圈，《中国新说唱》炒热了说唱文化。这些节目无一例外地在做同一件事：教育观众什么是“好音乐”。在这个过程中，一套隐性的审美等级秩序逐渐成型——能飙高音是高级的，能唱冷门是高级的，懂得花式改编的是高级的……

　　但“魔力歌”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

　　它不问你唱得多高、转了多少个音，而是问：你唱完以后，我是不是想跟着动？“着魔团”的拍灯逻辑，与其说是评判，不如说是“身体投票”。大张伟会因为一首歌让他想喝啤酒配鸭脖而拍灯，龚琳娜会因为心跳加速而尖叫，吉克隽逸会因为看得太投入而忘记拍灯——这种“不专业”恰恰是节目刻意为之的设计。

　　节目监制赵婧这样理解这件事：“音乐本身就是大众与生俱来的情绪表达载体，曲高和寡的小众品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节目不是在审美降级，而是让音乐从需要鉴赏的艺术品重新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乐趣。

　　这种回归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节目播出后，社交媒体上最常出现的一类评论是：“这节目治好了我的听歌羞耻。”所谓“听歌羞耻”，指的是很多人手机里有两份歌单——一份用来展示品位，一份偷偷自己听。“魔力歌”做的事情，就是把后一份歌单放到了聚光灯下，然后告诉所有人：喜欢这些歌，不丢人。

　　这种“不丢人”不只是节目给的一句安慰，它背后确实有生理层面的依据。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这类结构简单明快、副歌高频重复的歌曲，能精准地击中大脑的“愉悦中枢”。大张伟在节目里说过一句大实话：“让你禁不住地喜欢。”这就是“魔力歌”的运作原理——它绕过了你的审美判断系统，直接跟你的身体对话。

　　那些被算法选中的人终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追光灯

　　如果你仔细看“魔力歌”的选手名单，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很多人，你已经“听”过他们很久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付豪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他真的对你好吗》是短视频平台的超级BGM，被无数情感类内容反复使用，但你走在街上，没人能认出他就是那个声音的主人。“魔力歌”之前，付豪最大的骄傲不是数据，而是线下开演唱会时，“有这么多朋友愿意来听我唱歌”。

　　金润吉的故事更耐人寻味。他曾经是阿里郎组合的主唱，拿过《中国好声音》庾澄庆组的冠军，在华语乐坛的唱片时代和短视频时代都留下过自己的印记。这样的资历坐镇“着魔团”都够了。但他选择以选手身份参赛，理由很简单：他需要拿出更多原创作品，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

　　还有邓典，2018年在《明日之子2》被华晨宇评价“唱功教科书级别但没感情”，七年后再站上舞台，他对音乐的理解也变了：“唱功和情感相辅相成，别过分关注音乐之外的事情。”范泰西，一个尼日利亚人，因为在长沙街头唱《我们不一样》走红。但他承认，一年只有10到20场商演，“目前的收益不能支撑我安心做音乐”。亚森，从新疆草原到上海舞台，从酒吧驻唱到音乐剧演员再到魔力先生，他最享受的是“站在舞台上的每一刻”。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什么？他们都有实力，都有作品，都有被算法验证过的受众基础，但在传统的音乐综艺体系里，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中间地带——不够“素人”，也不够“明星”；不够“高级”，也不够“另类”。他们是短视频时代批量生产出来的“熟悉的声音，陌生的面孔”。

　　但他们也都有自己做音乐的坚持。付豪说，他不会为了流量去做特定的音乐，但也“不会抵触市场喜欢听的流行情歌这种标签”。杨润泽说，他要“跟上传播规律，但不让算法操控创作”。范泰西说，“网红歌手并不影响你成为一个实力唱将”。这些表述背后，是一群在流量与生存之间认真寻找平衡点的人。

　　“魔力歌”做了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需要巨大勇气的事：给他们一个专业的、全开麦的、能面对真实观众的舞台，让他们不只是“被看见”，更有机会证明“网红”和“实力派”可以是一个人的两面。歌手满江曾讲过一个细节：导演组对魔力先生的甄选长达一年，在全国进行招募，每一首歌的聆听、每一次试音、每一轮录像，导演组核心成员全部到场。这种认真，在追求“快进快出”的综艺行业，本身就是一种奢侈。

　　魔丸打架，名场面在这档节目里成了“日用品”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魔力歌”的舞台观感，最贴切的可能是——“野生”。

　　这不是一个精致到每一帧都像MV的节目。恰恰相反，它刻意保留了大量的“不完美”：选手会在备采间里耿直地说“你说，老妹”；换衣服的时候服装老师会笑到倒地；纪海星会在台上讲自己差点掉进粪坑的故事；哈哈曹能把韩磊的《等待》唱成脱口秀，间奏还来一段“感谢致辞”。

　　但这些“不完美”恰恰构成了节目最珍贵的质感——活人感。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名场面是怎么诞生的。曾一鸣，2013年《中国最强音》的冠军，曾经让罗大佑和章子怡为他吵架、让陈奕迅再也不当音乐综艺评委的“孤狼”，在“魔力歌”里跳舞了，网友评论“年纪大了慈眉善目，队友想怎么练唱跳都配合”；邓典在李维嘉要求下，咬牙切齿地完成了一个鬼畜级别的表情；平安，那个唱《我爱你中国》的歌手，在节目里摇起了花手；白凯南一本正经地唱《大貔貅》，把张宇吓得夹着本子遁走……这些人有故事、有表达能力、不怕出糗。把他们放在一起，不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名场面就自己长出来。

　　被顺其自然的记录下来的，还有这些歌手之间的兄弟情。满江在讲述初舞台录制的场景时说，70多组魔力先生在三天三夜里一组一组上台，他在台下“疯狂地听到了所有歌，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乎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字的人”。三天三夜之后，他的嗓子不是唱劈的，而是“为这些伙伴鼓掌呐喊”喊劈的。比赛的后台，他们还相互指导、跨组帮忙，哈哈曹被赵骏手把手教拿麦的姿势，曾一鸣帮其他组抠细节。到了总决赛，被淘汰的选手都回来了，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庆功宴上，所有人又哭又笑。

　　这大概就是节目最核心的“魔力”——它让一群本可能互相视为竞争对手的人，跨组互助、倾囊相授、赛前互相鼓励、赛后约定“常联系”，变成了一个彼此托举的共同体。

　　一档音综从“节目”变成了“事件”

　　“魔力歌”第一季在5月中旬收官。但节目真正的续篇，不是在腾讯视频的播放列表里，而是在线下演出的抢票页面上。

　　第一季收官后，“魔力歌”开启线下巡演，广州、沈阳两场演出票，几分钟内全部售罄。对于一个第一季刚刚结束的全新音乐综艺品牌来说，这个成绩足以让整个行业重新审视“音综变现”这件事。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全民参与感不只体现在买票上。贺世攀提到，观众会“自发组建‘魔力歌’追更群，编排魔力舞蹈，为节目推人推歌”。节目收官后，站内外的“呼唤第二季”声量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当一档音乐综艺真正触达了大众的情绪需求，观众就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共建者。他们不是在“追”一档节目，而是在“参与”一个文化事件。这种“自传播”的背后，是节目精准地切中了当下社会的某种集体情绪——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日常里，人们需要一种没有门槛的、不被审视的、可以全家一起参与的快乐。

　　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在这个被算法、流量、KPI精密计算的时代，一群人愿意为了“让大家开心”这件事认认真真地疯一把——这本身就足够有魔力，也足够动人。

租期4年仅开8个月 泉州某商场突然要求移铺

原标题：租期4年仅开8个月 商场突然要求移铺

事发中骏世界城，记者多次联系，商场方面暂无回应

海峡网8月13日讯（泉州网记者 张晓明 文/图）去年12月，市民叶先生在城东中骏世界城商场三楼租了一个商铺，经营培训机构，原本签订的租期为四年，谁知才过去8个月，开发商和物业就接连发函表示要解除租赁合同，让叶先生将店铺移到别处。叶先生称，当时装修花了50万元，移铺意味着还要重新装修，开发商不仅不赔偿，还强制将店铺锁上导致无法营业。记者连续两日走访中骏世界城营业部，多次联系相关负责人未果，截至发稿时仍未得到相关回应。

“费尔机器人”店铺大门被商场方面锁住，已经无法营业。

反映 商场要求移铺 但不赔偿损失

11日下午，记者来到中骏世界城三楼“费尔机器人”店铺，玻璃门已经被锁上。紧邻该铺的“哈你运动馆”同样是大门紧锁。叶先生表示，商场之所以要求其移铺，与哈你运动馆的突然撤场有关。中骏世界城准备在原址引进“超级萌物”项目，该项目的出口拟设在“费尔机器人”商铺的位置。一个多月前，商场方面跟叶先生交涉，要求他把商铺搬到金街二楼的一个店面。

“如果移到外面去，我们品牌的形象会受到影响，也对公司在泉州的发展不利，总部的意见是说不能移。”叶先生认为，商场要求移铺，只在租金上有所优惠，没有其他补偿，这让他无法接受。当初装修时花了50万元左右，如果移铺，不仅装修的成本要损失，移铺后又要面临重新装修。

10日上午，商场方面直接将叶先生的商铺上了锁，导致他无法继续进行培训。叶先生称，这间商铺每月的租金和管理费为3万元，他一直按期缴纳，并已交到9月份。如今，开发商突然要求解除租赁合同，并表示交还商铺后，会退回8月和9月的租金及管理费，但没有任何其他赔偿。这让叶先生十分不满。

经过 商场连发两份函 表态将代为处理

据介绍，在今年7月叶先生拒绝移铺后，开发商连发两份通知函，明确要求他撤场，否则商场将代为处理。

7月25日，中骏世界城的开发商、福建省海峡西岸投资有限公司向叶先生发来一份《解除合同通知函》，称根据租赁合同条款约定，乙方开业6个月后，营业额在本项目同类品牌中位居后5名的，甲方有权提前结束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函中提到，叶先生的商铺自去年12月开业以来，连续四个月的营业额都是同品类最后一名，6-7月营业额也在同品类中居后5名，无明显上升趋势。鉴于这一经营状况，开发商拟于7月31日与叶先生终止租赁合同，并要求叶先生在8月5日前，将房屋恢复至开发商认可的状态，若叶先生拒绝处理，开发商将代为恢复，一切费用和责任由叶先生承担。叶先生遗留在房屋内的所有财物，开发商也将自行予以处置。

收到函的当天，他向开发商招商部反馈，拒绝函中要求。谁知，8月7日，商场物业又发来一份通知函，要求叶先生于8月8日闭店后将商铺所属财物撤出，如逾期未处理，物业将视为抛弃物代为处理，并于当晚10点停止物业服务，9日代为将商铺恢复成毛坯状态。

9日上午，叶先生向警方求助，商场物业没来收店。但到了10日上午，叶先生发现店铺被物业锁上了。

采访 记者多次联系 商场暂无回应

关于叶先生的说法，记者于11日下午来到中骏世界城商场营运部联系采访。

11日16时许，记者来到商场五楼的营运部，此时办公室有人值班。记者向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告知要采访的事宜，对方表示需要提前与相关负责人电话预约，否则不能随便接受采访。通过办公室墙上贴出的中骏世界城“2018年8月1日至8月31日各部门及总办周末节假日值班排班表”，记者拨打了营运副经理郑志鸿的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记者随后拨通了营运主管徐艳的电话。徐艳称，她没有分管相关工作，无法做出解释回应，但表示将联系值班的王经理与记者见面。

等了约半小时，记者见到了王经理。不过，王经理表示此事并不是他的管理范围，具体情况还是得联系具体的负责人郑志鸿经理。12日下午，记者发短信给郑经理表明身份，未得到回复。随后，记者又数次拨打郑经理的电话，仍然无人接听。

截至记者发稿时，中骏世界城商场营运部暂时无人对此事回应。

说法 商场免责条款无效 应赔偿移铺损失

叶先生认为，双方租期为4年，合同期还没有到，他没有拖欠租金，商场的规章制度，他也没有违反，现在商场要单方终止合同，无论如何都不能成立。他认为，他和中骏世界城之间只是租赁商铺的关系，并非隶属关系，商场无权考核商铺的营业额，更不能以此作为驱逐商家的理由。

据了解，中骏世界城营运部工作人员曾向叶先生表示，开发商是按照租赁合同中的约定，当时叶先生有签字便表示认可。对此，叶先生表示无法接受合同中的隐形霸王条款。

那么，中骏世界城开发商单方面解除租赁合同是否合法呢？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培育认为，本案可能涉及两个法律问题，一是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二是租赁合同解除时装修损失的赔偿问题。

吴培育认为，叶先生与商场签订的合同是商场单方事先拟定的、且在签订合同时未与他们协商的合同，合同中“乙方开业六个月后营业额在本项目同类品牌中位居后5名的，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应视为无效，以及商场不对店铺装修予以任何赔偿等约定都应属于无效的免责条款，商家认为是“霸王条款”的理解不无道理。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应予支持”，商场因自身需要引进新项目，而提前解除与商家签订的租赁合同，商场应当承担由此造成商家的装修、装饰损失。

吴培育建议，本案中，商场应本着诚信经营和共同发展的原则，邀请记者、律师等专业人士参与调解或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让此纠纷得到圆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