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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泉州府文庙里800多年前的碑石 讲述泉州庙学变迁

泉州府文庙《泉州教育史话》专题展示馆里，有一方碑刻记载宋代泉州庙学变迁，见证了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后，泉州庙学的地位随着皇室宗亲子弟的入驻而“水涨船高”，反映了泉州文庙及学宫成为宋元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宋《泉州重建州学记》石碑拓片（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供图）

记载庙学变迁 文庙曾有200多方碑记

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管理处负责人何振良介绍，所谓泉州州学，亦是指泉州府文庙庙学，即依孔庙而建学。自唐以后的封建社会，包括福建在内的各区域都有一定规模的官学，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官学往往是与孔庙结合在一起的，各个地方设立孔庙的同时，大都在孔庙内或周边地区设置一定规模的教育机构，形成独特的庙学合一体制，泉州也不例外。

“泉州庙学由来已久，自宋朝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每一次的庙学变迁，都有立碑刻以记其事，流传下来了的历代石刻碑记多达200多方。”何振良说，然而随着岁月变迁，许多碑记原刻已毁佚，《泉州重建州学记》碑刻是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块碑石。

这方《泉州重建州学记》，原置于泉州州学（即今府文庙），新中国成立后一度移徙泉州大开元寺准提禅寺内，为泉州市文管会收藏保管。20世纪90年代，泉州博物馆（筹）布置古代教育史展览，复回归府文庙。

据测量，《泉州重建州学记》碑石为黑页岩质地，拱顶，其现状长180厘米、宽93厘米、厚12厘米。石碑下部破损，左侧有缺，碑面尚完好，碑刻文字绝大部分笔迹清晰。碑记篆额分3行书写，碑刻正文分28行，字体正书，端庄秀丽。

南外宗正司入泉 促进庙学的发展

何振良介绍，该碑约刻于宋绍兴八年（1138年）戊年三月，碑文为张读撰、李邴书，赵奇题额。碑文作者张读，宋绍圣四年（1097年）进士，历任泉州通判、兴化知军事，他擅长文辞，闽中碑碣很多出自他之手；碑文字书者李邴，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曾任兵部侍郎、后拜尚书右丞、资政殿大学士，绍兴十六年卒于泉州；题额者赵奇，史料没有过多记载，只知道其官职为“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事兼市舶”。

碑文讲述了泉州州学的修建始末。据记载，绍兴六年（1136年），新太守刘子羽出知泉州后，前往州学探视，看到学宫建筑摇摇欲坠，他当场放话：“学校不修，太守之责！”几经筹划实施，终于在旧址上按左学右庙建制，增高旧基二尺余，扩大规制，使学宇完备。

何振良认为，庙学体制是古代重要的教育体制，宋绍兴三年（1133年），南外宗正司司署正式移置泉州，从此，南外宗正司成为管辖泉州、漳州赵宋宗室的衙门。“南外宗正司的迁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庙学的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入庙学学习成为时尚，成为入衙做官的阶梯，南外宗正司的‘宗学’不可能不考虑这种情况，由此泉州庙学的地位也随着皇室宗亲子弟的入驻而水涨船高，这不仅维护了南宋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同时对于泉州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泉州晚报记者 张素萍 通讯员 何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