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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原标题：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

林金龙（靠左边的警察）看望孤儿院的儿童

泉州网7月18日讯（记者 陈灵 通讯员 李肇兴 （受访者供图））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2002年以来，泉州共有5位民警先后前往苏丹、东帝汶等地参与维和工作。在当地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面对艰苦的恶劣环境，他们顶着高危勤务的心理压力，承受着生死洗礼的严峻考验，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令人肃然起敬。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3位维和警察，听他们讲述不惧生死、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没有电和自来水 新鲜蔬菜很少见

2002年，27岁的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现为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张伟勇经过层层筛选，于当年10月至2003年12月，成为公安部第6批赴东帝汶的一名维和警察。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他又被派驻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警察任务。他是我省首位两次代表中国赴海外维和的警察。在维和任务区，他和同事租住的是当地的土坯房，屋顶是铁皮做的，没有电和自来水，想要喝水必须到5公里外的军营去取，且每人限量供应，勉强够三餐之用。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物资短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新鲜蔬菜，每星期只能吃两三次且数量非常少，“西红柿只有鸡蛋那么大。”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刚踏上东帝汶的土地时，心理仍然受到很大的冲击。”2011年5月，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金龙和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李剑伟，作为中国第16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的队员，开启他们1年多的维和之旅。回忆起初到任务区的情形，林金龙苦笑道，“到包考后，一下车，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距离张伟勇结束任务离开东帝汶已过去7年多，那里的环境并未改善多少，“刚到达的两三天没地方住，只能暂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处，找到租住地再搬走。没有自来水，只能购买大瓶矿泉水当作饮用水。”分配到其他任务区的李剑伟亦面临相似的环境，“当地的生猪养不大，因为没东西可吃。”

李剑伟执行任务时烧火做饭

骚乱现场传枪声 露宿区旁有地雷

2011年8月的一天夜里，已过零点，温度仍在35℃左右。李剑伟所处的巡警队接到信息称有人在街上打架斗殴，他和队员们没来得及穿戴装备就出发了，“维和警察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没想到一下车，眼前黑压压全是人，原来，这场“打架”其实是上百人的大规模骚乱。骚乱分子有的持砍刀，有的扔石块，有的放火烧汽车，就连巡警队车辆的车窗也被砸破，不时还响起几声枪声。“先前培训时，再怎么演练，危险都是可控的。一旦到那样的现场，子弹不知从哪儿打来，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任务在身，李剑伟顾不上受伤的危险，与队员对现场进行控制，并及时呼叫增援，调派防暴、消防等部门，最终平息了这场骚乱。

除了骚乱，维和警察们平时遇到最多的难题要属恶劣的路况。“尤其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张伟勇在苏丹，有一次和同事外出执行任务时正下大雨，100多公里的路程开了10多个小时。车胎陷入泥潭打滑，他们用钢绳绑树上牵引，开足马力，钢绳断裂，车子都上不来。众人推车，泥陷到大腿处。还未到目的地时天色已黑，为安全起见，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就地露宿，而一旁就是布满地雷的雷区。每次外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

“深夜12点多，车子突然慢慢停下来，开车的同事脸色发青，结结巴巴地说‘刹车失灵了’。”一天傍晚，李剑伟和两名同事从东帝汶首都返回阿伊纳罗，道路泥泞，云雾缭绕，能见度极低，一侧山壁一侧悬崖，3人轮流驾驶。“刹车失灵后，无线电和手机都没信号，叫不到救援，考虑到该地段不适宜过夜，我们决定冒险开回来，我全程一二档切换，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贴着山壁慢慢开……”回到当地警局已是凌晨3点多。

两次染上登革热 只报平安与家人

威胁维和警察安全的，还有疾病。“登革热一共有4种，没想到，我一个人就得过两种。”2011年7月，抵达东帝汶一个多月的林金龙就因蚊子叮咬而染上了登革热。“先发烧，后来全身痛，吃不下东西。”因当地没有医院，他只能去小诊所看病并靠国内寄药治疗，过了7天终于好转。始料未及的是，7个月后，由于连日的奔波劳顿，他再次染上登革热。“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很少有人会得两次。”凭借良好的体格和顽强的意志，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林金龙赴东帝汶时，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女儿是他战胜疾病的精神支柱。在任务区，卫星电话仅供紧急情况使用，国际长途资费昂贵且信号不好，他们与家人的联络方式只有短信。“每天都会发一条报个平安。生病的事，也是快好的时候才和他们说。”

张伟勇与当地孩子合影

张伟勇初赴东帝汶时刚结婚不久。李剑伟出发时妻子已有身孕，离开家门那一刻强忍泪水，不敢回头看一眼。对家人的思念如影随形，怕家人担心，他们的短信内容总是“报好不报坏”。

扶残助困送温暖 异国他乡献爱心

在当地，维和警察们亦保护弱势群众、帮助当地村民。如作为组织委员的李剑伟和警队不定期到孤儿院和残障人救助中心开展送温暖活动，积极响应警队长倡议，发动全体队员捐款，为当地孤儿院捐建两间教室。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当地联系共建学校，资助困难学生，提议为偏远山村铺设饮水工程。

他们说，在异国他乡，家国情怀会更浓烈，更能感受和平的不易，对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百姓安全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问及再度接到维和任务是否会去时，已两次执行维和任务的张伟勇毫不犹豫地答道：“会。”

责任编辑：林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