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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泉籍经济学家苏东水逝世 曾首创“泉州模式”理论

6月13日凌晨，著名泉州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泉州模式”经济理论首创者、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因心脏衰竭，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91岁。

“苏老先生是东方管理学研究领域开拓者、代表人物之一，成就很高，但为人低调……他身上更多传承了古时读书人的气质与风貌，在后学眼里，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老者。”听闻苏东水教授逝世消息，原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纪华强即携夫人前往吊唁，之后他对友人沉痛陈情。

三论“泉州模式” 描绘泉州发展蓝图

苏东水教授是“泉州模式”经济理论首创者。

早在1986年，苏东水经多次调研，在国内从理论上首次提出“泉州模式”，即“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国际化的经营道路，侨洋式的生产条件，灵活的经济管理和‘五缘’经济网络关系”。

2006年，他在《再论“泉州模式”》一文中，重新总结了“泉州模式”的新特点，即发达的集群经济、特色的县域经济、活力的品牌经济、发展的创新经济和新型的文化经济。

2011年3月，在接受《泉州晚报》《东南早报》记者专访时，苏东水教授第三次重绘家乡发展蓝图：海西现代化中心城市、发达的总部经济、繁荣的第三产业、强大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优越的人居环境。

他表示，实现这一蓝图，泉州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以质取胜，加大宣传，扩大泉州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推动更多企业上市，做大资本市场的“泉州板块”；提高社会文化水平，打造国际文化中心；加快集群经济发展。“泉州面朝大海，有丰富的岸线资源，因此还应充分利用多港口的优势，发展港口群，以此带动交通运输、国际贸易、金融服务等行业发展，复兴海丝盛景。”

出生华侨家庭 生活简朴曾任仰大校长

苏东水教授1931年10月出生于泉州鲤城区中山南路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曾先后就读于现鲤城实验小学、泉州一中、泉州七中等学校，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苏东水先生以前是我们家的邻居，他父亲是有名的正骨医生。”泉州历史文化中心原理事长孙立川向友人回忆，小时候有一次他曾崴了脚，就是苏家老爷子帮他治好了。1992年孙立川从日本回国，陪母亲前往天津路过上海时，曾和苏东水一起吃饭。当时，苏东水还提起他小时候被正骨时痛得大哭的惨状。“苏东水还是仰恩大学首任校长，为仰恩大学的初办竭尽全力。”

纪华强教授则记得，苏东水教授虽成就斐然，但一生生活简朴。他向友人回忆，苏老先生在上海的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最早私有产权房。房子已经很旧，六十多年了，但苏老先生一直没换新房。苏老先生自己一生非常简朴，去年他把复旦首席教授的全部津贴捐出来成立东方管理学研究基金，以鼓励后学致力学术研究，大家都很感动。“在上海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扣掉这份岗位津贴，苏老几十年在复旦也就是只拿一份普通教授的工资。”

治学严谨 关爱泉州学子成长

“治学严谨、和蔼可亲的老先生。”回忆起恩师，毕业后已回到家乡泉州发展的苏涛仍满怀敬意。1999年，他曾跟着苏东水教授求学，成为苏教授的博士生。苏涛至今记得，当年求学时，苏东水教授已年近七旬，但老先生仍和他们一起治学做研究，有时忙起来，一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新的经济观点、新的经济思路，前沿的经济问题，苏老先生一个也没有放过。

家乡泉州的发展，是师生俩谈论得最多的话题。苏东水教授曾组织动员在沪的各方力量，支持发展家乡事业，带着苏涛等学生编撰《泉州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在书中，苏教授对泉州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又对泉州未来发展提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建议。“1999年成的书，如今20多年过去了，看起来仍然具有前瞻性。”

苏老先生不仅始终心系家乡泉州的发展，对家乡学子的成长也处处关怀。每一年，到上海求学的泉州学子，无论是不是复旦大学的学生，不少人都会慕名前往拜访苏教授。每一次，苏教授都热情招待，尽自己所能，为学子们提供各种求学的方便。1997年考入复旦大学的梁先生和曾女士，时隔24年还记得刚入学时，苏老先生特意在复旦正大餐厅宴请几位泉籍学子，勉励他们在复旦学有所成。曾女士还忆起苏老先生曾买票请他们到福州路逸夫舞台看了家乡戏曲《陈三五娘》——这成为他们大学时光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开宗立派 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

1953年，苏东水毕业于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后到复旦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76年，他在复旦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讲座”，自此开始循序渐进地研究东方管理，汲取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将沉淀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注入当代管理学的科研与应用，提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学”核心理念，逐渐完成了东方管理学一套完整体系，开创东方管理学派。苏东水还是国家重点学科“产业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学术带头人，曾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整整六十年执教光阴，苏东水教授执着地向管理学学术、教学和实践领域注入力量，共培养了百余位博士及博士后，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7年，IFSAM世界管理大会在复旦大学召开，IFSAM理事会成立中国委员会，苏东水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苏东水作为大会主席做了“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主题报告。国内外50多家新闻媒体对此次大会进行报道，并称“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1999年，世界华商管理大会召开，同时举行东方管理学派成立大会，东方管理学派作为一个管理学术流派被外界认可，并走上了世界科研的广阔舞台。（记者 许钹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