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食药监局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的“职业索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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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数据 读懂泉州人的“幸福密码”

“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它蕴含了中国人对宽裕和殷实生活的向往。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探索与奋斗，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小康社会梦想，正在不断实现着。上世纪70年代末，“小康社会”构想首次被提及；党的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绘制了蓝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也体现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数据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巨变。今天，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从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的部分调查数据中，洞察泉州人的“幸福密码”。

人均GDP 跨入高收入国家水平

从61元到1000元，泉州人用了41年；从1000元到114067元，泉州人用了29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泉州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1949年，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61元。

改革开放后，紧抓历史发展机遇，泉州走出一条具有侨乡特色“以市场化为制度基础、民营经济与外向型经济互相促进为最大特色、县域经济发达为突出亮点、品牌化为突出优势”的经济发展路子，不仅创造了“晋江经验”，成为全国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也是福建省乃至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GDP连续21年全省居首，人均GDP也节节高：1990年、1997年、2011年、2018年分别跨上1000元、1万元、5万元和10万元台阶，达1088元、10526元、51628元和103968元，到了2019年，这一数据是1140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6535美元）。

目前，泉州人均GDP水平总体上已跨入世界银行国别收入分组标准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

对于个人而言，经济上的日渐富足，由“钱袋子”的变化直观体现。

居民收入方面，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324元，增加到2019年的4959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75元，增加到2019年的22142元。

从摆脱贫困到步入“小康”、走向“富裕”，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值得铭记——

1986年，泉州抓住撤地建市契机，利用侨乡优势，把引进外资与发展乡镇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农村工业化序幕悄然拉开，农民收入先后于1980年、1988年进入“百元”“五百元”时代。城市改革同样如火如荼，厂长负责制、承包责任制在国企全面铺开，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1982年首超500元后，1986年越过千元大关。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居民收入来源不断拓宽。特别是2002—2012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上三个台阶，依次突破万元、两万元、三万元关口，2012年达32283元。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61.7%下降到2012年37.5%。农村经济同样向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继1992年、2003年突破千元、五千元关口后，于2011年成功突破万元大关，2012年达11915元。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56.8%下降到2012年42.7%，步入联合国制定的小康区间（40%—50%）。

党的十八大以来，泉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经济整体保持平稳运行。

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32283元，增加到2019年的49592元，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37.5%，降低至2019年的31.1%，达到联合国制定的富裕区间（30%—4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1915元，增加到2019年的22142元，恩格尔系数从2012年42.7%，降低至2019年的40.9%，正由“小康”向“富裕”阶段迈进。

行政村医疗点实现全覆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民生保障福利加快实施，更多更直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寻常百姓的生活细节中得以呈现。

医社保普及、教育惠民、楼市调控、养老金上涨等一批民生保障福利，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以距离我们最近的2019年为例——

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65.3平方米和75.0平方米。

全市共有各类卫生机构（不含村卫生室）1825个，卫生技术人员46177人，卫生机构拥有编制病床36444张，开放床位43834张。全市农村100%行政村有医疗点，乡村医生和卫生员5174人。

全市拥有高等院校18所，研究生在校生5563人，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15.44万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38所（含技工学校6所），普通高中119所，普通初中210所，小学1331所，幼儿园1610所，特殊教育学校10所。

全市2019年末参加养老保险人数540.25万人，其中：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人数149.35万人，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人数19.94万人（含退休），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370.96万人。年末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人数11.10万人，全部实现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年末全市参加失业保险人数72.9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118.66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为78.69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96.0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607.15万人。

（记者 蔡紫旻 通讯员 陈雪珍 栾佳蓉）

情绪和情感：新世代音乐人的打开方式

　　余俊雯

　　音乐一直以来都是综艺节目市场的创作主阵地。如今，越来越多的节目试图挖掘新生代音乐人，《明日之子》《说唱新世代》《青年派计划》等都将视角对准了“Z世代”，鼓励年轻人将自己的经历和态度化作歌声，呈现新时代的青年风貌，展现新世代的音乐力量。作为华语乐坛的新生代音乐人，他们相较传统歌手有着更为突出的特性，从这些节目中似乎可以窥探一二。

　　多位一体的Z世代唱作人

　　从前，人们对歌手好坏的判断在于他唱歌是否好听，如今，标准再度升级，除了对演唱的高要求之外，还需要他们拥有创作的才华。

　　《明日之子》系列节目的总冠军分别是1994年的毛不易、1997年的蔡维泽和00后张钰琪，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均是集演唱、作词、作曲于一身的唱作人。毛不易出道至今，已经创作出《像我这样的人》《消愁》《平凡的一天》等脍炙人口的歌曲，歌词质朴温润，将生活日常娓娓道来，以温暖细碎的人间烟火抚慰人心。蔡维泽来自中国台湾，其代表作《象牙舟》诠释了少年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模样，歌词颇具意境。“若你无畏结果，我便造一座港口，你想走便走”“十川百海任它游，最后还回港口，而我与你依旧”。他用“港口”喻指爱情的归属，将恋人之间的情愫牵绊意象化为流淌的水流，以松弛、从容的心境解读爱情。在他眼中，爱情不用肝肠寸断，也不必永恒拥有，一切“执子之手，不用谁掌舵，任缘分流”，凭借超越年纪的释然、坦然与自然赋予了爱情全新的内涵。00后音乐人张钰琪有着特别的音色，低音温柔迷幻，高音嘹亮高亢，在其18岁的年纪创作出的《回答》《outside》等歌曲，无不透露出坚韧洒脱的气质，这既是她的音乐标签，也是她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生命观体现。

　　从94到97、再到00，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今音乐创作的年轻化趋势，深究背后的原因，大致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时代赋予的优越生长环境。Z世代是与中国互联网同步成长的一代，以互联网原住民的身份肆意徜徉。他们视野开阔，心胸包容，愿意且容易接触到全球各地的音乐和音乐人，浸润在丰富多元的音乐流派和风格中，能够快速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音乐体系。

　　其次是便利的技术条件。基于不断降低的制作门槛和富有主动意识的追求探索，Z世代音乐人更容易掌握各类音乐知识和技术工具，尤其可以借助某些智能弹唱App实现“做音乐”的权利，以更低的成本、更短的时效完成音乐作品的制作。

　　再者是他们自身强烈的表达诉求。Z世代是个性与包容并存的一代，这使得他们更加注重自我与他人、社会的互动与联结，主动关心社会议题，积极投身文明建设。并且，由于Z世代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构成者，他们一方面受惠于互联网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时遭受着网络暴力，其成长过程不乏误解和争议，因此，他们亟需发声，通过亲自讲述实现被误解到被接纳。

　　最后是被看见的更多可能性。随着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媒介的崛起，传统音乐行业的权威性被瓦解，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用户与内容之间的连接中枢。来自B站的UP主Vicky宣宣是一位15岁的初中生，她将自己萌生的一段灵感制作成一首歌曲的全过程记录了下来，形成《一段旋律怎么变成一首歌》的短视频，播放量超过2000万，其原创歌曲《she》更是风靡全网，好评不断。宣宣的走红生动诠释了数字化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对新生代音乐人的助力，自由的展示平台和广阔的传播互动增强了被看见的多种可能性。

　　更加关注与喜爱说唱的一代

　　《中文说唱音乐报告（2022）》指出，出生于2000年及之后的00后音乐人占比已超过四分之三，中文说唱音乐迎来更为年轻化、更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代。不可否认，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并喜爱说唱音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新说唱》《说唱新世代》《少年说唱企划》《黑怕女孩》等垂类节目持续火爆的原因。

　　“说唱”是嘻哈音乐的具体承载方式，带有强烈的符号所指，集中体现于对反叛精神和参与文化的表征。这与年轻人的内心渴求心照不宣，尤其是流行于说唱圈的标志性话语“keep real”，正是年轻一代对个体个性、真实性和独特性的强调，他们渴望通过说唱的方式表达多元的观点，寻求同类圈层，获取身份认同。

　　从近年来成功破圈的说唱作品来看，Z世代对于“real”的表达与表现已然向着深度、广度和厚度精进，从一开始局限个体内心情感和欲望世界，逐渐成长为跳脱个体反叛，具有人文关怀的新生代“时评人”。无论是夏之禹的《We We》、陈近南的《来自世界的恶意》还是于贞的《她和她和她》，都不约而同地将创作内容结合重要关切的社会议题，用隐喻或白描的手法反映社会现状，丰厚了说唱艺术的边界与内涵。

　　说唱音乐流行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它带来的参与式文化。尽管从乐理层面来说，说唱音乐仍然有着一定的艺术标准，例如吐字技巧、弹舌技巧、对节奏的精准控制等，但总体而言，说唱音乐的门槛是友好的，其直白有力的歌词、节奏感鲜明的曲调，能为大众带来沉浸式的参与感。质量上乘的说唱作品几乎都以故事性、场景化的歌词取胜，演出者利用角色扮演式的对白或第一人称的视角直抒胸臆，有效消除了流行音乐咬字中的歧义，让受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和体会创作者的想法。同时，层层递进的叙事结构引领受众进入歌曲所表达的具体情境之中，从而勾起相似性回忆，引发共鸣。而流媒体平台的分享与传播又不断拓展着交流场域。

　　除了受众的广泛参与之外，说唱音乐还为多种艺术样式提供了参与空间，使得Z世代音乐人能够在多种风格、流派之间尝试跨界合作，例如土生土长的杭州小伙钟祺，致力于对方言文化的保护，用吴语演唱的《Love Paradise》被杭州亚运会官方微博转发点赞；《青年派计划》中，沈川绮将说唱与美声创新式融合，配合音乐风格亲自动手设计妆造，为受众呈现了一个具有哥特风的异次元舞台；二次元少女周君怡跳脱日常拾音技巧，将易拉罐、废旧铁皮等生活中的不起眼物品融入进编曲，既是对音乐创作理念的革新，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丰富实践。这些奇妙大胆的融合为说唱音乐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证明了说唱文化的与时俱进。

　　氛围感与无力感的较量

　　由于Z世代自小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他们更加追求独立自主，不轻易随波逐流，也不停留于对某个固有流派的痴迷，而是擅长运用自我的感知力、创造力探索音乐的多样性，凸显小众意识，这使得他们尤为注重音乐的氛围感营造。

　　氛围感起源于70年代欧美艺术家的实验音乐Ambient（氛围音乐），属于电子音乐的分支，不受词曲束缚。音乐人可凭借电子合成器对多种声波结构进行变换组合，从而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这在Z世代音乐人作品中较为常见。例如窦靖童、王源、李浩宇，他们的音乐作品包含大量的电子元素，强调个人思绪的呢喃和抽象情感的抒发，作品整体呈现出迷幻、慵懒的气息。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特效音使用频繁、歌词空洞乏力、流于形式堆砌等不足。以中国新生代电音制作人代表Panta.Q为例，其作品注重情绪的释放和旋律的抓耳，游弋在另类与流行中间，凸显出强烈的个人风格，配之精心设计的动作、神态、造型，有助于舞台迷幻、性感的氛围营造。但就歌曲本身而言，歌词苍白无力，过于关注声音呈现的效果，削弱了音乐的本真性，缺乏深度与文学色彩的词曲使作品容易流于形式化，降低整体艺术水准。

　　因此，我们一方面鼓励Z世代音乐人的大胆创新，赞赏他们敢为人先的创作精神，另一方面也需提醒他们注重艺术本真性与氛围感营造之间的平衡，避免作品的无病呻吟。期待他们为华语乐坛留下一行行精彩的诗篇。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师，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