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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窄巷到文旅街 泉州涂门街的进化史

原标题：小窄巷到文旅街 涂门街的进化史

如今，行走于市区涂门街，道路宽敞，绿树成荫，既有文化遗迹，又透着浓厚的现代商业气息，繁荣却不失古朴。而老一辈泉州人深知，早在20多年前，涂门街只是一条市民通往旧车站必经的窄巷子。从城中小巷到集旅游、文化、购物为一体的繁华街道，涂门街的脱胎换骨正是泉州城市巨变的一道缩影。

如今，行走于市区涂门街，道路宽敞，绿树成荫，既有文化遗迹，又透着浓厚的现代商业气息，繁荣却不失古朴。而老一辈泉州人深知，早在20多年前，涂门街只是一条市民通往旧车站必经的窄巷子。从城中小巷到集旅游、文化、购物为一体的繁华街道，涂门街的脱胎换骨正是泉州城市巨变的一道缩影。■记者 许奕梅

对照

坑坑洼洼窄巷子 变身繁华商业街

摄影家陈世哲1985年拍摄的老照片中，当时的涂门街和现在完全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那时，涂门街其实就是清净寺前的一条窄巷子，路面坑坑洼洼，两边是成片的低矮民房，部分民房前挂着一些衣服在售卖，路上看不到汽车，只有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们。

“现在清净寺前的广场都比原来的路宽。”鲤中街道清正社区86岁居民吴汉秋，现居住在市区文化宫一百年古厝内，他自小在涂门街旁长大。他说，曾经的涂门街旁都是一些“前店后屋”的老房子，有卖扫帚的、锅碗瓢盆的，也有卖油条等小吃的，比较乱。清净寺、关帝庙门前没有广场，群众通行困难。而现在，涂门街两边人行道和绿化都做得很好，清净寺前广场宽阔整洁，路两边店面规划有序，“常能遇到外地来参观的游客，比以前更热闹了”。

1985年，涂门街还只是清净寺前的一条窄巷子。（陈世哲/摄）

老泉州人感慨，如今清净寺前的广场都比原来的路要宽。（潘登/摄）

亲历

文化遗迹保存好 古朴中透现代感

71岁的海滨街道涂门社区居民苏彦铸是燕支苏氏20世孙，自小就住在涂门街旁胭脂巷内的苏氏祖厝里，对涂门街的变化，他历历在目。

苏老说，过去四面八方的群众要去泉州旧车站坐车，涂门街是必经之路，过路人络绎不绝，但路面拥挤，无法通行汽车，遇到下大雨又积水难排，路旁房屋破旧。到20世纪90年代，涂门街改造，民房征迁，路面拓宽，苏氏也有部分族人住进了新建的商品房，居住环境大为改善。

在改造后，苏老感受到，虽然涂门街增添了不少现代气息，但是古朴街韵依然留存。除了清净寺、孔子文庙、通淮关岳庙保护得好，沿街的东观西台、祖闾苏民居、棋盘园等文化遗存也依旧完好。

“现在出门走几步路就能坐车，想散步附近就有清净寺和文庙的广场，生活便利又舒适。”苏老说。

2018年，涂门街早已脱胎换骨，成为泉州多种宗教信仰和谐共处、多元文化集中并存的代表性街区。 （潘登/摄）

变迁

中西结合见巨变 现代商业注生机

1995年，涂门街片区开始了大规模的保护、建设。改造后的涂门街东起温陵路，西至中山路，全长1公里多，宽度达到了22米，机动车道宽14米，两边人行道和绿化带各宽4米。

它既秉承了泉州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风格，又与现代建筑有机结合，充满了古代的传统气息和现代的商业气息。它充分利用清净寺、文庙、通淮关岳庙等文化景点，结合周边各类精品店，形成集旅游、购物、休闲、餐饮为一体的综合商业街，经营商品以旅游纪念品、时尚精品、服装为主，涂门后街也成为大型批发市场，经营更加规范、繁荣，见证了泉州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

据悉，涂门街曾获得“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国家级“购物放心示范街”、省级“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示范街”、省级“百店千柜无假货示范街”、“诚信一条街”等荣誉称号。

涂门街，这条拥有浓厚文化积淀、融合中西建筑文化的具有闽南风格的古街，而今它又发挥着独特的环境优势，为现代商业的繁荣注入生机。

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