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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向余望继续搞下去，绝对废了

向余望今年中超踢得非常挣扎，像极了上个赛季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毛伟杰。

重庆球迷对向余望是有期待的，因为他在二零二四年和二零二五年连续两年蝉联中甲本土金靴，分别打进十四球和十八球，是重庆铜梁龙从中乙一路杀到中超的球队绝对核心。

二零二六年中超赛季，重庆铜梁龙的开局惊艳。中超第六轮，向余望伤愈复出，在主场对阵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中斩获中超处子球，球队豪取三连胜，开赛六轮不败，一度稳居积分榜前列。

但是从第十七轮开始，球队陷入了长达六轮的不胜泥潭，两平四负，排名从前列一路滑落。这套打法被对手研究透了之后，刘建业拿不出备选方案。

与之相同的是，向余望的状态持续低迷。截至第二十四轮，向余望在联赛中出场二十一次，累计出场时间超过一千一百分钟，只有三个进球，没有助攻。相比中甲时期，进球效率明显下降。

向余望的年龄逐渐不再成为他的优势，而主教练刘建业的战术设计中，向余望显然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向余望为这支球队付出了很多，现有阵型里没有他最适合的位置”，这是球队主教练刘建业最近的公开表态。

刘建业

作为升班马，重庆铜梁龙的实力有限，外援的实力也没有绝对的领先，赛季初就定下了保级的目标。

刘建业追求优先保证防守稳定，通过低位防守、快速转换和定位球寻找机会。本赛季，刘建业大量使用五后卫体系，依靠双中卫外援、边翼卫和中场跑动能力压缩空间，利用前场速度打反击。

这样的战术安排下，锋线球员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前场球员需要承担更多跑动和防守任务。但向余望更擅长的是在禁区附近寻找空间、利用跑位和射门完成终结。在赛季初期，这样的打法收获了不错的效果。

本赛季重庆铜梁龙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向余望的场上位置并不固定，踢过中锋，也踢过边路甚至更靠外的位置，这对于他来说都并不是理想的安排。

从战术来看，刘建业更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防守的前锋，而不是等待机会的射手。前锋需要第一时间压迫对方后卫，阻止对手组织进攻。防守时还要快速回收，与中场保持距离。锋线球员的跑动在重庆铜梁龙的战术中被放在很高的位置，向余望灵活跑位和抢点价值被大幅弱化。

本赛季重庆铜梁龙的保级目标已基本完成，但多轮不胜也让“刘建业下课”的流言四起。

五后卫被研究透后没有拿出备选方案，对位换人几乎成了固定公式，杜月徵换迪马塔，梁伟棚换向余望，重庆队明年的目标总不能还是保级。

向余望

除去刘建业战术设计的影响，向余望本身的能力到底能不能踢中超，这个问题已经被数次讨论。

年初的U23亚洲杯，安东尼奥带队拿下亚军，向余望在小组赛阶段的表现并不理想。作为锋线的重要球员，他承担了较多进攻任务，但在比赛中对机会的把握十分有限。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队与对手战平进入点球大战，向余望作为主罚球员之一罚进点球，帮助球队晋级四强。

半决赛对阵越南队，向余望在第五十二分钟打入球队第二粒进球，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决赛面对日本队，中国队整体处于被动局面，向余望也没有太多发挥空间，存在感明显下降。

如今人们常拿横空出世的布尼亚明与之对比，这个今年刚来到云南玉昆的十八岁年轻球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展现出了改变场上局势的能力。

今年七月布尼亚明才踢上首场中超比赛，但是仅仅三场中超比赛后，他就打入了自己的中超首球。八月十五日，在对阵大连英博的比赛中，他单场完成五次边路一对一突破，并迫使边后卫毛伟杰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彻底改变了比赛的走势。八月二十二日，对阵北京国安，布尼亚明从中线位置启动连过三人完成一条龙破门。

在今年上场的比赛中，他场均能完成2.7次成功突破，并且有62%的对抗成功率，这让他迅速成为云南玉昆边路最具威胁的爆点。

而向余望，已经在联赛里尝试过二十多次过人，真正成功的只有几次。接球之后回做、横向带球、被对手贴住后重新找位置，这些场景则占据了不少镜头，真正形成威胁的突破少之又少。

七月二十一日，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重庆铜梁龙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第六十九分钟，对手后场回传出现失误，杜月徵断球后送出直塞，向余望获得单刀，然而他的推射击中了立柱，杜月徵跟进补射空门得手。

作为重庆铜梁龙的队长，从二零二三年征战中乙，到二零二四年征战中甲，再到二零二五年率队冲超成功，他一路走来，按理说应该是最从容的那个人。但现在，他正在变得不够果决。

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

[ 责编：张晓荣 ] 阅读剩余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