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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

泉州无痛分娩率仅10%左右：麻醉医生缺口较大

原标题： 泉州无痛分娩率仅10%左右：麻醉医生缺口较大

【新闻调查】无痛分娩 让快乐生产不再是梦想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遴选认定，确定913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泉州有8家医院上榜。

无痛分娩，让生孩子不再疼到撕心裂肺，可以减轻产妇对疼痛的恐惧。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泉州无痛分娩率还不高，只有10%左右，不少产妇对该项技术还不是很了解。

那么，无痛分娩无法大范围普及的原因何在？如何进一步推广，为孕妇带来更舒适的生产体验？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讲 述

顺产宝妈 剧痛五个小时难以忍受

回想起2年前顺产的那天，今年33岁的宝妈兰兰脑海里，印象最深的就是临产宫缩时难以忍受的疼痛。

每位顺产的宝妈，对疼痛的形容都不同。兰兰说，宫缩时，好像有人每隔一分钟就拿刀在你肚子里反复搅，那种感觉太疼了！她说，怀孕期间，自己曾向产科医生咨询过有没有无痛分娩，当时那家医院并没有开展分娩镇痛项目。

“临产那天，凌晨五点多肚子就开始疼，到了中午疼得不行，连着剧痛了五个小时才顺产下孩子。”兰兰回忆，“与其他产妇相比，我还算运气好了，当时待产室还躺着两个产妇，有一个已经疼了十几个小时还生不出来，那位产妇因为剧痛不断，哭着喊着说‘不生了’。”

高龄产妇 选择无痛分娩顺利生产

去年初，39岁的程芳生下了第一胎，当别人问起生孩子疼不疼时，她都感叹，幸好自己选择了无痛分娩。程芳说，那时宫口刚开了一指，她就疼哭了，医生立即为她进行麻醉镇痛。“打完麻醉后，感觉不怎么痛了，在助产士的帮助下，三个小时后就把孩子生下来了。”她笑着说，自己是很怕痛的人，确认怀孕后第一时间就决定要无痛分娩，丈夫、公婆都很支持。

“最初也有考虑是否剖宫产，两者都是麻醉镇痛，差别在于剖宫产完还要疼好几天，分娩镇痛不仅生的时候不痛，生完也不痛，肚子上也不会留下伤口。”程芳说。

麻醉医生 17年前为妹妹麻醉分娩

吴建文是泉州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他是全市最早开展分娩镇痛的麻醉医生之一，他用这项技术帮助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的亲妹妹。

2002年，吴建文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妹妹怀孕后一直担心无法忍受顺产的疼痛，于是向他求助，希望能有办法解决顺产时的疼痛问题。

“当时国内开展分娩镇痛的医院很少，后来了解到北京一些医院有开展，于是我打电话到北京妇产医院，向该院麻醉科医生咨询怎么做分娩镇痛。”吴建文回忆，妹妹顺产那天，临产宫缩刚开始，就疼得受不了，一直哭喊着向他求助。根据北京麻醉医生的指导，他给妹妹做了分娩镇痛。麻醉针打完后，经过五六个小时的产程，孩子顺利降生。

分 析

无痛分娩对已婚女性、孕妇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不仅可以减少分娩时的痛苦，还能让更多的女性减少生孩子的恐惧。目前，泉州无痛分娩开展的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普及的难点？

无痛分娩认识误区多

实施无痛分娩就真的不会疼了吗？“许多市民对于无痛分娩的概念和理解仍存在诸多的误区。”吴建文表示，无痛分娩只是帮助产妇缓解镇痛，并不是完全没有痛感，而是将十级疼痛降到四级左右。有的产妇形容，一旦注入药物，疼痛就会得到很大程度缓解，感觉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

在泉州地区，受制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产妇都未能享受到这一服务。“我们科一位麻醉师在生产时就强烈要求分娩镇痛，但因为其婆婆坚决反对，最后只能作罢。”泉州市第一医院城东院区麻醉科副主任曾景阳说，作为麻醉医生，对于分娩镇痛所需剂量，是否对胎儿、母体有影响，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最终还是抵不过长辈们的一句“生孩子哪有不痛的”。

第一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饶靖红说：“许多市民仍认为采取无痛分娩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影响，甚至产后孕妇出现腰痛等症状，都将累累‘罪状’归咎于无痛分娩上。其实，这都是错误的理解。”

麻醉医生缺口较大

在孕期时，市民李女士就了解过“无痛分娩”的相关知识，但她还是没有享受到这项服务。“当剧烈疼痛开始时，我求着医生实施分娩镇痛，但被告知麻醉科医生在兼顾其他手术，无法过来为我服务。”李女士回忆说，当时曾想到剖宫产，但因不符合要求被拒绝，最后只能咬牙坚持，才顺利将孩子生了下来。

对此，泉州市中医院产科主任杨锦清表示，他们就曾碰到了类似的情况，有产妇需要无痛分娩，但被告知麻醉师没空。“我们的麻醉医师缺口较大，加之当前医院外科手术较多，根本抽调不出多余的麻醉医师，即便是麻醉医师24小时值班，因为人手不足，也只能优先保证紧急手术。”

根据《2017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约有7.66万麻醉执业（助理）医师，每万人拥有的麻醉医生仅为0.5人。而美国和英国分别是2.5人和2.8人。吴建文说，面对不断增多的手术量，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让大量麻醉医生长期处于超负荷劳动状态。

收费标准不够完善

杨锦清表示，自己在日常接诊中，遇到产妇本人有意愿做无痛分娩，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最后却选择放弃。当前，无痛分娩的收费标准为每人3000元。市民王女士说：“我顺产时，医保报销之后，总共才花1000多元。这一针下去就要3000元，而且还不能报销，对普通人家而言确实有点贵。”

吴建文认为，在收费上，医院无痛分娩的收费只能参照麻醉项目进行收费，对使用的麻醉药品、器械等按价计费。但无痛分娩所付出的医疗服务、人工成本远比其他手术来得多，无痛分娩的过程常是数小时乃至更长时间，需要麻醉医生和助产士定时巡视、监护，并不是简单地打一针就走了。

“收费标准未完善、产科医师和助产士对开展无痛分娩积极性不高，加之分娩室仪器设备不能满足镇痛需要。”吴建文说，当前无痛分娩的技术已经非常娴熟，技术并非制约无痛分娩开展的瓶颈，而是要解决专科麻醉医师的缺失问题。他坦言，若按照试点医院要求，明年无痛分娩比例要达到30%显然有些难度。

建 议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受传统观念束缚、麻醉医生缺口大、现有收费制度等是无痛分娩推广中不容忽视的挑战，那么，如何改变现有的局面？多名麻醉医生、产科医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转变观念走出误区

在儿童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唐照青看来，推广无痛分娩，首先要转变观念，使产妇走出对无痛分娩重要性和安全性认识的重重误区。无痛分娩的穿刺方式和剖宫产时麻醉用的穿刺方式是一样的，使用的镇痛药浓度远远低于剖宫产，剖宫产大家都不担心，无痛分娩就更不用担心了。唐照青认为，要加大对无痛分娩的科普教育力度，从根本上改变老一辈以及部分产妇的观念。有的宝妈在产后出现腰痛的症状，其实和无痛分娩并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是产后过于劳累、受凉导致。

饶靖红说，很多人误以为做了“无痛分娩” 就一定能顺产。无痛分娩可缓解分娩时的疼痛，虽然能降低剖宫产率，但不可能完全避免。自然分娩是否改成剖宫产，与是否进行无痛分娩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取决于胎儿头盆是否相称、是否存在异常胎位、脐带绕颈和胎儿宫内窘迫等产科因素，有些因素只能在分娩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如果出现胎儿窘迫、羊水浑浊、产前异常出血等异常情况，都需要紧急剖宫产。

据悉，当前分娩镇痛的操作理念也在不断更新。无痛针上场的时间逐渐提前，以往镇痛需在产妇宫口开四指（张开4厘米）左右才能进行。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分娩镇痛技术操作规范》明确，分娩镇痛开始的时机为产程开始后，产妇有要求，在产程的任何阶段均可开始实施椎管内分娩镇痛。这意味着，产妇不必忍受生产开始时的疼痛，舒适程度大大提高。

加强麻醉医生队伍建设

据了解，为了解决麻醉医生短缺的局面，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意见的通知》，针对“加强麻醉医师培养和队伍建设、拓展麻醉医疗服务领域、保障麻醉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等多方面给予指导意见。在吴建文看来，麻醉医生的春天来了。

《通知》指出，到2020年，麻醉医师数量力争增加到9万人，到2030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14万人，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接近1人；到2035年，麻醉医师数量增加到16万人，每万人口麻醉医师数达到1人以上并保持稳定。同时，麻醉医师与手术科室医师配比更加合理，岗位职责更加明确，麻醉与镇痛服务领域不断拓展，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加舒适的医疗服务。这意味着，今后麻醉医生数量短缺的问题将逐步缓解，不过，仍然需要时间。

泉州市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颜景佳说：“政策的引导，让工作更加明确，但要提高无痛分娩率，还要着力推动妇产科麻醉医师的专科规范化培训，让分娩镇痛真正拥有专业的麻醉医师。”

普及分娩镇痛技术

第一批913家试点医院名单出炉，按照方案要求，试点医院应进一步规范分娩镇痛技术操作，完善优化分娩镇痛管理和服务流程，提高医务人员及公众对分娩镇痛的认知度，在保障母婴安全的前提下，普及分娩镇痛技术。

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性，颜景佳建议，医院应完善配套政策，出台力度较大的鼓励措施，比如：绩效、提成补贴等，从劳务方面给予麻醉医生认可。早在2018年，市第一医院就出台了《关于镇痛分娩的推广方案》，建立了分娩镇痛管理服务团队。方案中要求，分娩镇痛需配备单间产房，主治以上产科医师、麻醉医师全程服务，助产士全程陪同。同时，还建立了镇痛分娩的抢救制度及抢救预案。当镇痛分娩后改行手术，应直接转入急诊手术绿色通道，产妇发生急重症时，应立即实施抢救，必要时开展多学科急会诊，新生儿出现异常情况，立即对新生儿进行抢救。

把无痛分娩纳入医保

对收入水平不高的家庭来说，三四千元的镇痛费用，如果不能报销，负担还是不小的。颜景佳表示，应加大对无痛分娩的政策倾斜力度和资金支持力度，考虑将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的范围，报销部分费用。“如果纳入医保，市民对于无痛分娩的接受度就会相应提高。”

（记者 苏凯芳 王丽虹 实习生 王美 文/图 （除署名外）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