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宿州市分行召开2017年服务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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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首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在洛江法院宣判

原标题：闽首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在洛江法院宣判

核心提示

利剑出鞘保平安，扫黑除恶护民生。日前，记者走访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专项斗争，与其他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依法、准确、有力惩治黑恶势力犯罪。目前，我市已开庭审理宣判两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受理10件涉恶案件，其中已宣判3件，营造了扫黑除恶的强大声势。

海峡网9月10日讯 （泉州晚报记者 苏勇 通讯员 郑荧莹 黄霖）

对涉黑涉恶案件 法院判决大快人心

一些新交付小区，“沙霸”“搬霸”垄断小区装修，坐地起价，强买强卖，被广大市民所深恶痛绝。不久前，丰泽法院快速行动，判决了一起涉恶案件。

经审理查明，2015年以来，被告人郑某等人在丰泽区某小区经营沙子、水泥、砖块及装修搬运等生意。2017年5月底至7月，郑某多次雇佣并组织人员阻拦他人施工，不服从行政执法局、小区物业的管理，占用工地随意堆放建筑材料，破坏小区公共设施，并对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进行谩骂、殴打，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丰泽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多次任意毁损公私财物、起哄闹事，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成立，判决被告人郑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法院已开庭审理多起涉黑涉恶案件，其中审理两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更是引发社会关注，宣判结果大快人心。

8月10日上午，我省首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经4天的审理后在洛江区法院宣判，组织领导者卢某洋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7个罪名，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其他30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4个月至7个月的刑罚。

同样在8月10日上午，晋江法院刑一庭公开开庭宣判一起涉黑涉恶案件，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3.2万元。

多措并举督导协调 扎实推进专项斗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市法院制定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工作实施方案，全面摸排、核查，周密部署，确保涉黑涉恶线索发现便查、涉黑涉恶势力冒头便打。同时，与相关部门建立双向反馈机制，加强立案登记审查，从立案环节开始跟踪、实时登记、梳理、反馈案件进度，按规定上报信息，确保不遗漏任何一起涉黑涉恶案件。

“全市法院将十类黑恶势力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确保打准、打狠，打出声威和实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高智辉介绍，法院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涉黑犯罪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伞”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的依法判处重刑，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依法运用禁止令、剥夺政治权利以及追缴、没收、判处财产刑等法律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和滋生蔓延土壤。

据介绍，全市法院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抽调办案骨干，组建扫黑除恶专业合议庭，并组织开展专项培训，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性标准；建立长效机制，重大案件督查督办，审理关口前移，与公安、检察部门联席会商，确保涉黑涉恶案件审判依法规范有序进行。此外，全市法院充分利用媒体宣传，通过公开审判、法官说法、以案释法、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壮大正面宣传声势，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