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硅谷！为什么世界名企独宠爱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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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主义跨进浪漫主义

　　高建

　　提到“拜仁”，即使并非资深体育迷的朋友也会在脑海里迅速闪现“拜仁慕尼黑”。这支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不仅在高手如云的德国足坛一骑绝尘，还多次问鼎欧冠奖杯，同时培养和见证了“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在绿茵场上书写的伟大传奇。

　　 Geoffroy Schied

　　也许很多朋友尚未意识到，“拜仁”（Bayern）一词在中文世界更普遍的翻译是“巴伐利亚”。作为德国面积最大的联邦州，巴伐利亚在经济、科技和文化艺术领域都极具影响力。其中心城市慕尼黑更是底蕴深厚，除了拥有享誉世界的宝马汽车、啤酒节、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还因云集了三家顶级古典音乐艺术机构而收获了全球乐迷艳羡的目光，它们就是慕尼黑爱乐乐团、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以及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

　　有趣的是，正如许多维也纳的本地乐迷会认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是比金色大厅更值得前往的艺术机构，慕尼黑的观众也更愿意将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视为城市音乐文化的第一标杆。2019年《音乐之友》杂志邀请数十位资深音乐评论家票选“世界十大歌剧院”时，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就以巨大的得票优势力压纽约大都会、米兰斯卡拉、圣彼得堡马林斯基等剧院而荣登榜首。杂志在给予歌剧院的评价中写道：“毫无疑问，这座歌剧院的乐池中常年坐着世界上最好的歌剧院乐团——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当这支从莫扎特、瓦格纳、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走来的乐团演绎德国歌剧作品时，时间仿佛停止，音乐作品如同它们被首次奏响时那样，一切都是‘对’的。”

　　相较于同城的另外两支交响劲旅，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因专注于歌剧演出而呈现出十分低调的公众形象，然而它在交响乐作品中的游刃有余非但毫不逊色，甚至往往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传奇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艺术生涯晚期与它保持着最密切的合作，柏林爱乐乐团现任音乐总监基里尔·彼得连科此前长期领导的乐团也正是它。在德国《歌剧世界》杂志发起的一项评选中，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已经连续十年获得“年度最佳乐团”。

　　9月22日、23日，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将在音乐总监弗拉基米尔·尤洛夫斯基的执棒下首度登台国家大剧院。这两场演出不但是乐团时隔41年后再度亮相北京音乐舞台，更标志着国家大剧院金秋时节名家大团云集的“2025醇·萃古典”板块拉开序幕，用“翘首以盼”形容乐迷的心情毫不为过。仅从两场音乐会的曲目设计就不难感受到乐团对北京演出的重视，音乐会选择呈现的作品全部出自与乐团拥有重要交集的德奥作曲家笔下，几乎完成了从优雅严整的古典主义到瑰丽华美的浪漫主义跨越一百五十年的精彩巡礼。

　　9月22日的音乐会将以瓦格纳歌剧《唐豪瑟》的序曲开启，作为瓦格纳多部重要歌剧的首演乐团，巴伐利亚国家管弦乐团的音乐基因与这位作曲家紧密相连。《唐豪瑟》序曲中的重要音乐动机几乎全部由后面歌剧中重要唱段组成，因而越是常年演出完整歌剧的乐团，越能在序曲中展现出高度熟稔与自信。众所周知，作曲家布鲁克纳对瓦格纳极为推崇，在交响曲创作中也经常借鉴、化用瓦格纳在19世纪中叶开拓的全新音乐技法。乐团在音乐会下半场选择布鲁克纳的《降E大调第四号交响曲》，不但能够直观呈现两位作曲家的艺术关联，更能传递德奥交响乐团温润浑厚的整体音响质感。

　　9月23日的音乐会上，观众在莫扎特近乎序曲篇幅的凝练佳作《G大调第三十二号交响曲》之外，还会欣赏到乐团对另一位“密友”理查·施特劳斯作品的纯熟诠释，分别是歌剧《玫瑰骑士》的管弦乐组曲以及交响诗《蒂尔的恶作剧》。指挥家尤洛夫斯基2019年执棒伦敦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精彩演出的开场曲目即是《蒂尔的恶作剧》，他以抽丝剥茧、精雕细琢的手法将作品戏谑游戏般的内核气质与璀璨丰盈的管弦乐配器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此番再度将其列入演出曲目，足见指挥家对这首曲目的情有独钟。此外，英国钢琴名家保罗·李维斯与西班牙小提琴新秀玛丽亚·杜埃尼亚斯也将分别在两场音乐会中重磅加盟，演绎贝多芬与布鲁赫的经典协奏作品，同样值得期待。

　　这个属于北京古典乐迷的幸福金秋，将从来自“拜仁”的美好乐音中开启。

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么难吗？

　　近来，各大音乐平台相继推出扶持独立音乐和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有的平台甚至拿出上亿元资金支持音乐人；而在各大音乐论坛中，“想做音乐要不要辞去本职工作”“音乐人如何靠音乐获得理想收入”成为圆桌讨论环节的热门话题。这不禁让人发问：音乐人的生存状况真的这么差吗？

　　音乐圈中，能成为明星的歌手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默默耕耘的普通音乐人才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基石。可他们的收入令人担忧，仅凭线下演出难以维持生计和持续的音乐创作，拥抱互联网和商业合作成为年轻音乐人的选择。

　　收入低 驻唱所得20年没变

　　马铮是一位从事印度西塔琴演奏和音乐创作的音乐人，当被问到收入现状，他回答：“非常凄惨。”

　　一般情况下，创作、演出、被听众认识是音乐人获得知名度的必经过程，线下演出是音乐人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不少民谣、摇滚音乐人都是在livehouse中崭露头角。但在真正成名之前，音乐人在livehouse的演出几乎无法带来收入。“一场演出几乎赚不到钱，门票钱很少，乐队几个人一分就没什么了。”马铮一笑，“这么说吧，我开车去livehouse演出，要是出来发现停门口的车被贴了条，这场就白唱了。”

　　音乐制作人、浙江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副主任王滔说得更加具体：“1998年我读大学那会儿，在小型场地或者酒吧唱歌一晚上能赚300元钱，20年过去了，现在杭州酒吧的歌手工资还是这个数字，生活压力当然很大。”王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爱好音乐的人都不敢专职从事音乐。

　　在网上流传的一份由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9中国音乐人生存状况报告》中显示：绝大多数音乐人仍生存艰难，近半数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全职音乐人仅有12%，近半数非学生音乐人的税前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月收入能达到1万元以上的只有9.3%。

　　目前，不少平台开通了打赏或流量分成等功能，确实为音乐人开辟了新的渠道。但打赏是用户自发行为，难以成为持续性收入。而一位在bilibili视频网站上传作品的音乐人透露，流量分成以点播量计算，大概每一百万点击量，能拿到三四千块钱左右，“完全指望打赏或者分成，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成本高 音乐制作开销大

　　当兼职做音乐成为普遍状态，王滔表达出他的忧虑：“做音乐需要投入的精力和成本非常大，如果不全职做音乐就很难做出好的音乐，音乐人也很难熬出来。”

　　最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钱。王滔算了一笔账，对摇滚乐队来说，收入来源主要是参加音乐节。“不说那些在《乐队的夏天》里火的乐队，就说大多数没有太大名气的乐队，5个人的乐队上一次音乐节，一共有一万元左右的演出费。”假如这些乐队一年能上四五十场音乐节，那就是50万元的收入，平均到一个人大约在10万元左右。

　　“可是他们还要拿这些钱做音乐。一首歌的制作需要编曲、录音、混音，一首歌需要差不多一万元的制作费，很多时候一万元都不太够，这还是在词曲都是这个音乐人自己写的情况下，一年10万元哪够？”王滔说，除此之外宣传推广还需要花钱，“没有宣传就没有人继续找他们做演出，大多数音乐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时间成本也是音乐人考虑的一大问题。由于马铮从事西塔琴演奏，这项独特的乐器让他有不少机会在综艺节目和明星演唱会中担任伴奏，“如果只做一个乐手，我这种小众乐器面临的竞争不是很大，收入还是有保障的，但几乎会用了我所有的时间。”马铮说，这对一个原创音乐人来说很“可怕”，“创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我全年都在做乐手，就根本没有时间创作，如果一直创作，就可能填不饱肚子。”这种情况在音乐圈中非常普遍，被马铮和他的朋友称为“成熟的乐手被‘抽干’”。

　　年轻人 拥抱网络和商业合作

　　“如果只是像传统音乐人一样白天写歌、晚上出去唱歌，走红的几率不会特别高，收入也很有限。”但王滔发现，不少90后音乐人开始想办法在互联网做“网红”，并通过一些商业合作增加自己的收入。

　　他想起浙江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四人组成一个组合，在抖音平台上发布歌曲，也帮人翻唱推广。“比如别人创作的词曲，请她们几个专业的人来唱，为这首歌做推广。”王滔说，有时她们也接一些帮人“带货”的商业活动，这样一个月每人平均收入有几万元。他还表示，现在音乐院校的学生把音乐当成产业来做，学生中出现不少类似的“网红”，他们推出歌曲也会彼此推介，互带流量。

　　独立音乐人过去被看做是一个与商业绝缘的群体，但如今年轻音乐人愿意接受商业性的合作。颜人中是一位在网易云音乐上崭露头角的90后音乐人，他刚接手了一个与某瓜子品牌合作的音乐项目。“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唱自己的歌，本质上都是音乐。我也唱过游戏音乐的歌曲，不仅可以尝试不同的曲风，打游戏的时候听到这些歌也觉得很有趣。”颜人中说，他身边很多年轻音乐人都有商业合作，他对此的态度也是：如果歌曲适合自己，并不排斥。

　　在王滔看来，音乐圈的生态随着互联网音乐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发展被改变，音乐人的收入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纯做线下演出的音乐人比较困难，年轻人愿意与新媒体和商业合作，情况会相对好。”王滔说，以往人们看待“网红”难免有偏见，但现在很多年轻音乐人，比如隔壁老樊、颜人中、陈雪凝都是从网上走出来的，“只要歌唱得好，有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