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物价运行稳中向好 数据彰显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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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大变样：昔日高档消费品 今入寻常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泉州城乡居民收入的日益增长，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实现了较大飞跃。

根据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193元，比1990年增长21.7倍，年均增长11.8%；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511元，比1984年增长58.2倍，年均增长12.8%。

□记者蔡紫旻 通讯员栾佳蓉 黄晓丹

食物变迁 

从“吃饱”走向“吃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泉州人民主要靠种植地瓜和有限的粮票供应填饱肚子。改革开放后，食品供应走向充裕，曾被视为充饥食物的地瓜，如今变成怀旧美食。人们的主食消费比重不断下降，主要副食品消费如肉类、禽类、水产类、蛋类、奶类消费持续增加。

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支出分别为9048元和6333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10.2倍和15.2倍，年均增长9.0%和10.5%。

穿着变迁

从“一衣多季”走向“一季多衣”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质生活匮乏，衣着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改革开放后，在泉州纺织鞋服行业迎来春天的同时，泉州人衣着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衣服色调从传统的灰、黑、蓝走向五彩缤纷；款式从单一刻板走向时尚个性；服装制作从简单布料缝制走向品牌成衣、私人定制；穿戴周期也从“一衣多季”走向“一季多衣”。

1990年，泉州市区居民和全市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支出分别为145元和39元。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支出分别为1690元和643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1.7倍和2.5倍，年均增长6.3%和8.2%。

居住变迁

从“有其屋”迈向“优其屋”

70年来，住房面积实现大幅增加的同时，居住条件也在不断改善，在城镇，高层、小高层、复式楼鳞次栉比，自有住房拥有率不断提升；在农村，别墅楼、小洋房随处可见，独立自来水、液化气、卫生厕所普及率大大提高。

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70.5和75平方米，分别比1992年增加53.8和56平方米。

耐用消费品变迁

从“奢侈品”走向“平民化”

改革开放初期，拥有三转一响“老四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是每个家庭梦寐以求的事。截至1981年底，泉州市区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03辆、缝纫机48台、手表158只、收音机30台。上世纪80—90年代，以彩电、洗衣机、电冰箱为代表的“新三件”逐渐取代“老四件”。截至1999年底，泉州市区居民家庭和全市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分别拥有彩电142台和78台，洗衣机95台和26台，电冰箱105台和27台。

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曾经被视为高档的耐用消费品走入寻常百姓家庭。当前，城乡居民家庭中彩电、热水器、电冰箱等家用电器已基本普及，每百户拥有量处于饱和状态，多数购买目的是升级换代。新兴家庭耐用消费品如移动手机、家用电脑、空调、家用汽车等也不再是稀有物。

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手机289.9部、计算机84.4台、空调190.2台，汽车57.1辆。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手机250.6部、计算机64.1台、空调110.2台，汽车16.1辆。

交通通信变迁

从落后步入现代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书信、电报、固话、寻呼机到可与世界联网的移动手机，从2G、3G、4G到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从自行车、摩托车到电动车、小汽车，交通与通信方式发生一次又一次变革。

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交通与通信支出分别为3867元和1972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3.9倍和3.8倍，年均增长10.5%和10.3%。

文化生活变迁

从匮乏走向丰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泉州教育条件落后，高等教育学校几近空白。2018年，全市小学已有1338所，比1952年增长48.6倍；普通中学已有330所，比1952年增长40倍；高等教育学校已有18所。

城乡居民业余生活从单调匮乏走向丰富多彩。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为2549元和914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1.8倍和2.0倍，年均增长6.6%和7.2%。

医疗变迁

从“治病型”转向“保健型”

泉州城乡医疗卫生资源数量、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群众就医便利程度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2018年，泉州卫生技术人员和病床数分别比1949年增长485倍和273倍；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608.57万人，参保率达到98%，病有所医成为现实。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健康意识的转变，医疗支出明显增长。越来越多人由被动治疗转变为主动预防，各类健康体检、医疗保健器具和滋补保健品等逐渐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必需品”。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达到1219元和601元，分别比2002年增长3.8倍和4倍，年均增长10.4%和10.6%。

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